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進入公眾視野,已經有幾年時間了。其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比如建立了一系列較為完善的法規政策體系,成立了專職管理部門,專門設立了推廣PPP基金等,用3年時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PPP市場,但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和亂象開始逐步顯現。
相關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導、矯正PPP的發展,尤其是近一年來,規范PPP發展的思路漸漸清晰。效果如何?證券時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為推進中國PPP模式中遇到的難題把脈,探討如何更好地促進PPP健康有序發展。
梳理PPP的發展歷程,有利于更好地理解PPP目前所處的階段,以及一些隱患問題的來源。
有的公共物品政府沒能力獨立提供,又鑒于公益性不能完全由市場來提供,于是便有了PPP模式。就其淵源來講,PPP在我國并不是新鮮事物。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就開始在基礎設施領域探索使用建設-經營-轉讓(BOT)等模式。但PPP模式始終未能在國內真正發展起來,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法律法規缺位、制度建設滯后、信用環境不完善。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這才開啟了PPP發展的新局面。短短一年多時間,PPP從一個陌生名詞變為高頻詞匯,PPP也邁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從公開數據統計的PPP簽約情況來看,這一輪PPP熱潮從2014年四季度開始初露鋒芒,于2015年下半年開始加速,在四季度達到頂峰。根據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9月底,全國已進入開發階段的PPP項目達6778個,總投資約10.1萬億元。其中已落地項目2388個,投資額約4.1萬億元。我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PPP市場。
記者梳理,這期間有幾個重要的節點。2014年9月財政部下發《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76號文),這是部委級別首次正式提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標準說法,對PPP模式進行了詳細明確的界定,部署了PPP推廣事宜。
過去地方政府的投融資需求很大,但并沒有動力去推動PPP,核心原因就是城投公司作為地方融資平臺突破了對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但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43號文”,明確提出剝離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提出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堵住了“后門”,但“正門”地方政府債券還沒有完全打開,地方政府開始尋找新的融資渠道,這為PPP高速發展埋下了伏筆,同時也為日后PPP變味埋下了隱患。
地方在上報PPP項目庫的過程中開始包裝PPP項目。一些地方把很多過去的難點項目包裝成PPP混入項目庫,PPP開始異化為一種融資模式。
2015年下半年PPP簽約近萬億元,2016年一季度,PPP簽約速度出現一定回落,大概簽約3000多億元,主要是經過前期PPP的快速發展,項目逐步落地。
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朱振鑫認為,這段時間,對PPP的支持政策不斷升級。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央需要PPP來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中央在2013年摸清地方債務,2014年開始控制地方債務,希望通過PPP減輕地方政府的融資負擔,化解債務風險。另一方面,地方需要PPP來穩增長。穩增長關鍵是穩投資,穩投資的關鍵是穩融資!43號文”之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歪門”被堵塞,政府債券的“正門”又沒完全打開,所以地方政府有動力通過PPP融資。
“這與PPP的特征和當時經濟發展階段高度契合,是密不可分的!必斦肯嚓P負責人告訴記者,推廣PPP模式在當時形勢下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現實意義。第一是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的需要。隨著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逐步規范,政府在基建領域“唱獨角戲”的能力受到制約,隱性舉債的“暗道”被堵上了,只能通過引入正規的PPP模式,轉變過去單純依靠“政府背書”的傳統方式,形成多元化、可持續的資金投入機制。第二,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需要。PPP模式的靈魂和精髓,就是依法合作。也是適應經濟新常態的需要。PPP作為新型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投入機制,正是擴大有效投資需求、推進經濟結構調整、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手段。
PPP從2014年開始推廣,3年時間做到全球最大,在取得成效的同時,項目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與政策要求并不完全相符的一些問題,在認識上和操作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距或不足。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財政學會公私合作研究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潔分析認為,PPP大發展過程中,有十大亂象需要引起注意。
明股實債是指表面上表現為一種股權的形式,而實際是一種債務安排。具體做法是投資人以股權的方式進入項目公司,然后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內購買投資人所持有的股份。對政府而言,實際是在一定期限內歸還一種到期的債務,顯然這種做法會擴大政府債務。
固定回報事實上是一種典型的融資行為,根本就不屬于PPP模式。保底承諾是指投資人通常要求政府給予一個最低收益率的承諾。PPP模式吸引社會資本一個重要因素是項目盈利而不暴利收益原則。如何有效使用這一原則,需要有一個合理的機制設計。由于一些咨詢服務機構不理解機制設計,直接要求政府給予投資人一個最低收益率的保障,顯然不符合PPP的規范做法。如政府要建設一個污水處理廠,為了保障投資者收益,政府通常會給投資人設定一個最低的污水處理量,如果污水處理量低于這個數據,政府會給予一定的補助,而不是根據投資總額要求政府給予一個最低回報率。
項目還沒準備好,或在準備階段,政府就提前和投資人簽了框架協議,這種做法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加快項目進度。有時在一些地方項目推介會中,會有上百個企業和政府簽訂框架協議。雖然說提前簽訂框架協議可以加快項目進度,但問題是這就無形中排除了其他更有優勢的投資者。
PPP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關聯交易是PPP規范發展的絆腳石,主要體現在咨詢服務與投資方之間較為突出。PPP項目實施中一個重要環節是對項目做實施方案的設計,由于實施方案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方案的好壞將直接影響項目能不能吸引到投資人。這一過程通常由政府公開選擇一家咨詢機構為其提供服務,同時也需要給服務方相應的服務費用,有些項目費用高達數百萬元。為了能夠最終得到項目和政府簽約,一些企業代政府請咨詢機構,并支付相應的費用,這種做法無疑減少了政府前期的成本,而帶來的問題是咨詢機構在設計實施方案過程中能否確保中立,隱含著很大的風險。
“資本金投資回報率”和“項目公司年融資利率”“雙零”中標案例的出現,曾在一段時期內引起業內很大反響,出現這種現象只能說明在政府采購的標書中所設定的標的出現了問題。政府采購文件中,標書中最關鍵內容應當是標的,如果設計不合理一定會導致招標結果不理想,甚至出現相反的結果。比如,許多標書中將回報率設定作為標的出現,無疑還是將PPP模式作為一種融資工具,甚至有時還分為投資回報率和運營回報率,這都屬于不規范的做法。
競爭是PPP模式運用過程中確保其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機制。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總是想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回避競爭這一機制。如選擇合作伙伴時,往往會設定一些排他性條款,降低競爭性,達到確保前期簽訂框架協議者中標的目的。競爭是提高效率的基礎,沒有了競爭,提高效率從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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