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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治水風暴
時間：2014-01-17 09:45:09 作者： 來源：網易
被問政者無從準備，但必須現場作答。
“我總是聽到你們在解釋，但是為什么不先承認自己工作上確實存在不足。”
“為什么之前你們的承諾沒有兌現?那么計劃何時兌現，請明確告知截污納管時間表�！�
“怎么會企業一而再再而三犯法，所有的責任都是他們的，作為監管部門是不是多少應該承擔一點責任�！�
這些向官員拋出的尖銳的質問，出現在去年12月11日浙江衛視播出的電視節目《問水面對面》中。這個由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支持的電視問政節目，參加者包括人大代表、環保志愿者，還有26位來自浙江各地的官員。
對于這樣的場合，官員們明顯表現不適，在問政中，不少官員被問得直冒冷汗，如坐針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地方領導們在鏡頭前的緊張、害怕和尷尬!”一位觀看節目的人士說。
得到的回答，幾乎清一色現場承諾，就解決相關問題排出具體的時間表，“我想我們在一周之內一定把這個事情解決好”，有些甚至立刻就采取行動。問政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
除了犀利尖銳的追問外，直播現場還不乏一些有爭議的問政，直指政府管理中的深層次問題。
電視問政的背后，是今年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為改善環境而掀起的一場“治水”風暴。
去年年初，“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嘉興死豬漂浮”等系列事件在輿論中蔓延，這些輿論背后的一個客觀事實是，近年來浙江水域環境的污染變得越來越嚴重。
公開資料顯示，浙江八大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浙江省有32個省控地表水斷面為劣V類，31.7%的斷面達不到功能區要求。此外，有毒有害有機化學物質污染問題日益突出，以杭州的母親河錢塘江流域為例，現已檢出67種有機污染物，其中5種有機物濃度在枯水期超過飲用水源地水質標準。
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浙江省提出了新一輪治水目標：5年全面消除垃圾河、黑臭河。根據浙江的目標，浙江將以治水作為轉型升級的突破口，貫徹最嚴格的污染排放標準和行業準入限制，嚴打環境違法。同時，還將全面落實地方政府的治水責任，全面推廣“河長制”，而河長是各級政府的主要領導。
浙江在去年集全省之力治水，與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的重視分不開。據時代周報記者的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夏寶龍在赴浙江基層調研或在其他公共場合，共有九次重點提及浙江要大力“治水”。
比如今年5月底，在金華市、麗水市調研時，夏寶龍曾提及，創新驅動是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是治水的重要支撐。去年12月11日，夏寶龍再次提及，水環境綜合治理與轉型升級緊密相連、互為表里，只有把治水作為轉型升級最關鍵的突破口，才能真正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發展，“治水就是浙江轉型升級的‘綱’”。
夏寶龍擔任浙江主要領導已有十個年頭，2003年，夏由天津調往浙江，時任天津市常務副市長的他，曾有著管理海河開發和保護的工作經驗。
“夏書記大力治水，與去年年初網上出現‘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的輿論有關，這引發了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這跟習總書記在浙江主政期間創導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戰略思想有關�！� 一位熟悉浙江政情的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在2002—2007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曾多次提及“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并提出要以建設生態省為重要載體和突破口，加快建設“綠色浙江”。
浙江生態省建設工作于2003年啟動，該工作的領導小組規格很高，組長由省委書記擔任，常務副組長由省長擔任，分管環保工作的副省長擔任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則一般由浙江省環保廳廳長擔任，這個工作小組指導著浙江總體的環保工作。
以目前的浙江生態省領導工作小組為例，組長為省委書記夏寶龍，副組長為省長李強，辦公室主任則為浙江省環保廳廳長徐震。
現在打開浙江省環保廳的網站主頁，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在網頁中間位置的兩個大型動態表格：一個柱狀圖顯示浙江11個設區市PM2.5的實時濃度，另一個不斷滾動的表格則顯示了全省149個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的水質類別和主要污染物。
目前，浙江正在努力開發一套治水智慧監控系統，力圖通過該系統，對浙江的主要水系進行全天候的直播監控，結合環保、水利等部門的最新數據，實時掌握全省水資源動態。
這當中被各方頻繁提交的是浙江力推的“河長制”。時代周報記者拿到了11月15日印發的《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全面實施“河長制”進一步推進水環境治理工作的意見》。這份浙委發〔2013〕36號文件明確，浙江的主要行政部門都要參與到治河中來。
治水的常設機構為省生態辦，具體負責河長制實施的日常組織協調工作。省環保廳負責環境污染防治的統一監督指導，負責組織跨設區市的水污染防治規劃(方案)的實施、工業污染源執法監管和水質監測，牽頭組織實施河道監控信息系統建設。
除了環保部門外，包括省水利廳、省農辦、省發改委、省經信委、省公安廳、省國土資源廳、省建設廳、省交通運輸廳等共計15個廳級單位被要求參與到河長制的工作中來。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直采用“多龍治水”模式治理河流，所謂“多龍治水”，既是多個部分聯合工作，環保、水利、發改委、國土等部門都會涉及到。
中國農科院研究員、著名水資源專家姜文來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多年的實踐，這種“多龍治水”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各部門各自為戰，互不干涉，逐漸有了利益之爭，于己有利就多做，于己無利就不管。
“多龍治水的方式需要改，但也不一定非要改成‘一龍治水’，水資源涉及各方面，更現實的操作或許是采用一種綜合協調的方式，進行水資源的綜合管理�！苯膩碚f。
浙江環保系統的一位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河長制”正是為了解決“多龍治水”的難題，由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來綜合協調治水，將“多極治理”變為“共同治理”。
目前，浙江對實施工作實行分級考核，省“河長制”辦公室負責對各設區市“河長制”實施工作的考核管理，考核工作從2014年開始�？己瞬捎枚ㄆ诳己恕⑷粘３椴�、社會監督相結合的方式。考核結果納入生態省建設工作年度考核，并作為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
具體考核內容，則包括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污染治理、河道整治、政策保障與長效管理、水環境質量等5項，對工作有創新、治理成效突出的設區市給予附加分。
最早實行“河長制”的是嘉興市。2011年4月，嘉興轄區內的海寧市鹽官鎮率先試點“河長制”，將轄區內146公里河道劃分為100段，由全鎮104名鎮機關干部和78名村干部擔當“河長”，讓“河長”對包干河道的斷面水質達標、水環境改善負領導責任。
這種網格化管理、聯動治水的試點模式，在一年后逐漸在嘉興全市推行。目前，嘉興推行的“河長制”，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集中考核”的方式，將管理責任落實到河長。
去年11月，嘉興專門成立了治水辦，其境內縣市也跟著成立了治水辦，嘉興轄區內的桐鄉市在今年成立了治水辦。
桐鄉市治水辦工作人員徐承琪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以桐鄉市康涇塘為例，康涇塘的負責單位是桐鄉市水務集團，從接手初始，桐鄉市水務集團將康涇塘分為6段，由旗下子公司分別組建6個巡查小組執行分段包干巡查任務，每周對康涇塘進行全面巡查。同時，會同河道流經的梧桐街道、鳳鳴街道等責任單位，將康涇塘按屬地分成23個分段，分別落實到沿岸村、社區和開發區職能部門負責人，履行分段監管職責，形成網格化監管模式。
像康涇塘一樣，目前，嘉興市有著市級河長17位、縣級河長183位、鎮級河長1366位、村級河長4298位，已覆蓋1.2萬公里河道。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郁建興這個月去杭州市余杭區調研時，也發現了當地地方干部“包河”管理的現象。郁告訴時代周報，對于日益嚴峻的環保問題，浙江省政府已經意識到嚴峻性和緊迫性，而治水戰略的推出，是在強化政府的“元治理”職能。
“治理從根本上說是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雙重彌補，但是治理本身也會出現失靈，由此政府的‘元治理’功能就顯得更加重要。‘元治理’是‘治理的治理’，它強調政府為治理建立一個系統環境而不是制定具體的計劃方案。”郁建興說。
一直以來，“關門環保”問題在區域間普遍存在，2008年，浙江省出臺了《浙江省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水質保護管理考核辦法》。
所謂的交接斷面水質考核，是指對兩地區域交接處的河流水質進行環保評估。目前浙江省一級的環�？己耍渲兄匾闹笜耸强缧姓䥇^域交界斷面水質考核。
這種評估帶來了相應的考核壓力，與之帶來的影響是，一些地方政府會抱怨鄰近地區對本轄區境內的環境造成污染，甚至出現雙方推諉扯皮的情況。
2011年，浙江省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考核，在全省11個市中，嘉興是唯一的不合格地市，被浙江省環保廳點名。2012年上半年，嘉興因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水質不達標，再次被浙江省環保廳點名。
“嘉興市曾提出，當地一度面臨‘四水夾擊’污染：除工業廢水污染、城市生活污水污染、農業和養殖業污染外，還有上游來水污染，如杭州流入嘉興的水，全部屬于劣Ⅴ類水質，這給原本治水壓力很大的嘉興，增加了難度�！� 前述浙江省環保系統的人員稱。
今年，嘉興市提出的河道治理目標是：首先是要求河道無黑臭現象，其次是封堵工業和生活排污口，此外的要求是水面無人為的有害漂浮物，兩岸無垃圾和堆積物，還有就是要及時清理淤泥。
樹立河長公示牌是推進河長制和實現全民治水的一個重要環節，河長的名字寫在河長牌上，河長牌則樹立在河邊的人流密集處。公示牌上標注了該河道在地圖上的具體位置、起終點名稱以及流經的縣市區，并曬出市、縣、鎮“三級河長”的姓名和監督電話，接受群眾監督。
嘉興市轄區內一個鎮的主要負責人向時代周報記者坦言，“現在工作壓力確實變大了，我們被要求每周對包干河道開展檢查，包括河面漂浮物、河岸垃圾、畜禽養殖排污口、生活污水排污口等方面，檢查后必須填寫附帶現場照片的檢查卡�！�
為了寫“河道檔案”，河長需要把沿河企業污染源、城市生活污染源都摸了個遍，每月的水環境監測報告也要詳細閱讀，還要召集轄區單位商議整治措施。
“據我所知，去年嘉興因為水污染的問題受到省里處罰，大概罰了上百萬元�！鼻笆鲦偽撠熑耸糠Q，這種象征性的考核，如今更細化到基層政府。
以嘉興為例，當地要求每位河長每年要交納1萬元保證金，考核結果在70分以上的，在返還保證金的基礎上，還會給予河長一定獎勵，但如果考核結果在70分以下，全年的保證金將全部被扣除。
除此之外，紀檢部門也參與到了治水的考核中來，今年10月，紹興轄內的諸暨市紀委監察局就對該市49條重點河渠的整治進度進行聯合考評，對排名末3位的河長進行了集中約談。
“集中行政約談是向鎮街發出明確警示信號，要全市通報批評。”諸暨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官員的另一種壓力則來自公共輿論。先于浙江電視臺《問水面對面》開展電視問政的是金華市和麗水市，今年9月9日晚8時，金華市委書記徐加愛和金華市10個縣市的主要領導一起參加了一檔《八婺問水》的節目，直面百名市民代表尖銳發問。
在演播現場，“一把手”們輪番接受市民代表犀利的發問，當眾“檢討”本轄區內存在的水環境污染問題，并當眾承諾治水目標和下一步舉措。
該節目已播出30多期，披露各類環境污染問題23個。面對水環境惡化，電視上相關職能部門的推諉、扯皮和遮掩，這個“問”直擊了庸政和懶政。
水環境污染，問題在水里，源頭在岸上。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企業大多是小而散的，這些企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傳統產業，“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決定了浙江的結構性污染突出，治水須先治理這些企業。
據2011年的環境統計分析數據，浙江杭州、金華、衢州三市的化工、造紙和印染三大污染行業COD(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占工業排放總量的71.8%，氨氮排放總量占79.8%。
因此，治水不僅是環保的事情，更成為倒逼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一種推手。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微博）同時擔任著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的委員，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浙江的發展一直依賴于傳統制造業，而傳統制造業的發展基本有賴于低廉的生產要素，即靠投入規模的擴張來發展民營經濟，推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但由于內外部條件的制約，浙江的改革制度創新不足，企業的改革缺乏亮點，要素市場的改革滯后，浙江在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改革先發優勢呈弱化趨勢，經濟發展的速度開始放緩�！� 史晉川說。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今年6月浙江省委十三屆三次全會期間，夏寶龍提出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推進浙江轉型發展。
轉型必先汰劣，治污必先治水，“不論從浙江發展現階段特征來講，還是從環境要素制約來講，浙江的發展決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歪路和低水平發展的老路，必須更多地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增強內生動力、持續活力和不竭紅利。” 夏寶龍在當時說。
治污倒逼產業轉型升級，在浙江已有先例。近年來，該省開展對鉛酸蓄電池、電鍍等六大行業的整治，此前掀起的鉛酸蓄電池風暴中，浙江全省273企業相繼淘汰，如今僅剩下60家。
畜禽養殖是嘉興目前水環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由于養殖面廣量大，又是某些區域的傳統支柱產業，因此畜禽養殖污染治理工作的阻力最大，是一塊難啃的骨頭。
徐承琪介紹，今年4月以來，嘉興市制定了推進生豬養殖轉型發展的政策，嚴格劃定禁、限養區，累計拆除違章豬舍429.62萬平方米，遏制了養殖污水直排河道的現象。
此外，目前，浙江正在按照“關停淘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搬遷入園一批”的原則，對電鍍、印染、造紙、化工、制革等重污染行業進行整治提升，水污染防治倒逼浙江省工業生產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模式正在形成。
“轉型升級難免要淘汰，我們給了排污不達標的企業改造一定的時間，如果還是不能達標排放，那就只能關停。”浙江省環保廳副廳長盧春中今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說，“包括紹興的印染企業在內的重點治理行業，如果真的達不到排放要求，那必然是面臨倒閉的�！�
史晉川認為，通過治水，一方面可以促進企業的轉型升級，把落后的產能淘汰，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問題，“昨天(指12月22日)我在會上與李強省長還談到，浙江過去依靠粗放地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并主要通過規模的擴張來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子，已難以為繼。這次利用治水為重點的治污，淘汰落后產能，逼迫企業做轉型升級，是走在了全國前面。轉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在新的階段，構筑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今年9月，夏寶龍在理論版發表的文章中，將浙江治水與大禹治水作了比較，“大禹治水十三年，終成青史之大業。大禹陵就在浙江紹興，但大禹治水的精神深入中華民族的靈魂深處。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治水的民族，浙江更是治水的排頭兵。今天，浙江又已經打響一場全新的治水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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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治水攻堅戰的成效，仍有待時間的檢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