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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不能留下后遺癥
時間：2014-01-08 09:50:08 作者： 來源：中國環境報
馬中，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國家重點學科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責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部科技委員會委員、戰略環境影響評價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環境科學》、《自然資源學報》、《濕地科學》、Sustainability Science雜志編委。美國未來資源研究所教授研究員。主要從事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獲2009年綠色中國年度人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我們想知道，后遺癥的含義是什么？如何實現經濟發展不留后遺癥？
●合理增長提法是新的，但經濟結構調整不是新事物，已提了很多年，但結構調整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國的經濟增速一直是有規劃的，只是規劃的增速是要被突破的。
●產能過剩只是一個表面現象，還算不上真正的后遺癥。環境問題才是真正的后遺癥。
●過去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釋放了制度紅利，另外，還有人口紅利、環境紅利，這些促使我們實現了很高的經濟收入。但是環境紅利相比于制度紅利、人口紅利，最易產生后遺癥。
●只有通過制度管理才能避免帶有后遺癥的經濟發展。比如自然資源產權和有償使用制度，能保障環境無退化，對環境不產生負面影響，經濟學上叫沒有外部不經濟性。
●今后要避免后遺癥出現，從廣義上講就是提高標準，制定生態紅線，不能觸碰。
合理增長提法是新的，但我國的經濟增速一直是有規劃的，只是規劃的增速是要被突破的。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您如何理解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合理增速意味著什么？
馬中：合理增長提法是新的，但是經濟結構調整不是新事物，已經提了很多年，從“九五”時期就開始了，但結構調整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別是“十五”、“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三產增速低于二產。從2012年開始，我國三產的增速才與二產增速持平。三產增速低于二產，證明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
產業結構調整不是簡單的事情，不僅僅是提高三產比重，也不意味著農業比重就很低，而是要有合理的產業結構。我國農業是一個豐富多樣的產業，可以做大、做強，經濟作物產量、種類都非常多，附加值很高。因此，我國的產業結構非常有條件進行合理調整。
但是如何來理解合理增速，這是一個問題。我國的經濟增速一直是有規劃的，只是規劃的增速是要被突破的，也可以說是被一些地方置之不理的�！笆晃濉币巹�7.5%的增速目標肯定是有依據才制定出來的，在這樣的目標下，能夠做到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統一。我們所有的工作都是依據這個目標規劃的，其中也包括環保工作。環保規劃就是在這個增速目標下，考慮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而制定的。但是實際增速往往快于目標增速，環保工作是不是也要跟著進行調整？這一問題值得思考。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4年要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您怎么理解？
馬中：質量高了，效益好了，不應該產生后遺癥。有后遺癥產生說明，我們現在或者過去都是帶有后遺癥的發展。這體現了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有一個概念必須明確，就是時間周期。
經濟效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體現出來。因為經濟活動從投入到產出都有時間周期，而且周期很短，如物品、服務發生交易時瞬間就增值了。即使一些工程項目也是有周期的，有當年實現、當時實現，或者幾年后實現的。所以說GDP以年為時間單位進行核算是可以的。5年規劃也能把大的經濟活動周期涵蓋。
但是環境效應，相對于經濟活動周期而言就長得多。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有相當長的時間內，經濟可以保持增長，并且是快速增長，但對環境影響而言只有積累，不會顯現效應。在衡量效益時，我們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主要體現出經濟效益，環境效應體現不出來。所以計算GDP時，就無法計算出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有很大的容納、降解、自凈能力。
但是環境效應不顯現，并不意味著環境影響不存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環境影響的積累到一定的程度，超出環境承受能力時就會暴發，通過污染事件表現出來，這就是后遺癥的顯現。比如現在南京市每年煤炭消耗達4400萬噸，這個數字是一點一點漲起來的，對環境的影響也是逐漸積累起來的，導致不久前南京首次發布大氣污染紅色預警，各中小學及幼兒園停課。如果在經濟增長的初期就對污染排放采取措施，進行達到環境標準的治理，即使煤炭年消耗達到4400萬噸，遇到同樣的氣候條件，也不會出現今天的霧霾污染。
記者：現實中，很多地方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環境效益，付出了很高的環境成本。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馬中：環境治理應與原材料、能源、勞動力以及資本一樣，作為生產要素來考慮，生產函數上有這個要素，即環境成本。而環境成本有一個顯著特點，不同于其他的生產要素。其他的生產要素成本是剛性的，而環境成本不是剛性的，是有彈性的，取決于地方的環境監管。監管嚴格時，環境成本就會高，監管放松時，環境成本就會很低。
我國許多企業在過去很長時間，尤其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通過種種手段，從環境方面獲取了很大的收益，即環境紅利。企業為什么不治理、偷排污染物或低標準治理污染？這就是經濟學上講的企業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企業直接從環境方面獲取了好處，成為收益。而且這部分收益很明確，就是通過“吃”環境而獲利，這樣誰還會增加成本治理污染？況且需要很長的周期才能顯現出經濟發展的環境影響，環境成本容易被忽視。所以，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才會在環境影響積累階段長期存在。利己當時就能顯現出來，但損人卻是以后出現的事情，即后遺癥的問題。
產能過剩只是一個表面現象，還算不上真正的后遺癥。環境問題才是真正的后遺癥。
記者：當前，產能過剩、環境惡化等問題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日益突出，這就是主要的后遺癥問題吧？
馬中：我認為產能過剩只是一個表面現象，還算不上真正的后遺癥。環境問題才是真正的后遺癥。
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產能就是生產的能力，它和實際產能有很大區別。就像污水處理能力不等于污水實際處理量。產能過剩問題確實存在，但是不是削減了多余的產能，就能把環境問題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即使產能不過剩，如果企業不治理污染，環境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因為，長期以來企業環境成本很低，利潤很大一部分不是通過提高效率、改進技術獲得的，而是通過“吃”環境獲得的。
美國為什么沒有產能過剩問題？因為他們是通過市場調節的。而我國不一樣，產能過剩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經濟增長速度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需求很大，一兩年的時間內過剩的產能可能會被消費掉，人們寧愿提前做好準備。同時，因為它們和地方稅收、GDP增長、就業等掛鉤，誰也舍不得砍掉這些產能。
另一方面就是環境因素。長期以來，制度原因使企業在污染治理上往往節省或者基本上不花錢，這些節省的環境成本其實已經轉變成利潤的一部分。當其他成本都在上漲，而環境容量又達到閾值，企業不能再“吃”環境時，就表現出受環境的影響很大。
馬中：中國今后的發展，即使以后不留后遺癥，還有以前發展留下的后遺癥問題。如果對資源環境的利用方式不改變，發展將是不可持續的。現在我國的石油60%需要進口，人均煤炭儲采比也低于量世界平均水平，當沒有環境容量，資源也缺乏時，中國就必須考慮解決循環經濟、高效減排等問題了，否則經濟增長不下去。
經濟要發展，就必須要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環境已經不是簡單地受經濟發展的影響，而是成為發展的基礎和要素，經濟要發展，必須保護好環境。我們要有這樣的認識，環境過去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并且轉變成財富，但今天已由財富轉成負債。債務不償還，人們就無法生存，經濟就不能發展。當負債大于收益，說明發展有問題了。
環境問題其實是制度問題。我們的市場不合理、規范，市場規則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過去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釋放了制度紅利，此外還有人口紅利、環境紅利，這些促使我們實現了很高的經濟收入。但是環境紅利相比于制度紅利、人口紅利，最易產生后遺癥，如現在霧霾污染、土壤污染、河流湖泊水質以及地下水受到污染等。并且，只有環境紅利可以在一夜之間由紅利變為負債。
馬中：環境是有容量的，到達閾值的時候再排放污染物就會發生污染事件，怎么辦？當然是治理污染。但是需要治理時，人們才發現，資源資產是可以量化、物化的，而環境質量不可以。并且，當環境紅利不再，轉變為債務時，還債的資金從哪里來？
根據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理應誰污染誰治理。現在的問題是，責任主體很復雜，有的變化還很大，當初的污染企業早已不存在了，當初獲利的人早已找不到了。同時，也可以說，過去我們每個人都從環境中受益，只不過獲得的利潤有大有小而已。每個人是不是都應該拿出一部分錢來進行污染治理？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污染由政府來埋單。私人賺了錢，由政府埋單，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有的人會講先湊合著吧，讓我們的后代來治理，那就是把后遺癥留給了后代，這不符合倫理，對一個國家、民族而言，這是在吃子孫飯、斷子孫路，是絕對不應該的。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償還債務困難很大。在技術上，污染治理成本很高，比如地下水修復比大氣污染治理難多了。大氣環境有可逆性，其可恢復性遠高于地下水，相對好治理。有些環境損害是絕對不可逆的，如物種滅絕了，再也恢復不了了。水、土壤有一定的可逆性，但修復的代價很高。一瓶水或者一噸水污染了好修復，但水環境污染了修復代價太大。華北的地下水污染怎么去修復？可以通過膜處理，水修復后再回灌，技術上能達到，但修復成本出不起。
有這樣一個例子，美國洛杉磯是個高度缺水的城市，和北京相似，需要使用地下水。不同于北京的是，這座城市沿海，地下水抽多了海水會倒灌，必須要頂住海水。洛杉磯的做法是把用過的污水處理后再打回到地下。因為直接打回地下的儲水層可能還有未知的風險，他們先把水打到巖石上，通過巖石滲回到地下水層。這樣做回灌一噸水還要再花一美元。即使加州發生財政危機，公務員停發了工資，但地下水的修復費用并沒有停止。
美國環保官員認為，修復地下水和成本沒有關系，是必須要做的，不能講代價。不發工資也要保護環境。這一點是我們和他們的差距。我們在環境方面節省了很多應該花的錢，而帶來了后遺癥。從長期看，收益如果多于成本，可以先污染后治理。
今后要避免后遺癥出現，從廣義上講就是提高標準，制定生態紅線，不能觸碰。
記者：怎樣避免經濟發展帶來的后遺癥？
馬中：后遺癥產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忽視環境成本，把它壓到了最低程度。資源價格要包含環境成本，要基于環境成本定價。如果不把環境損害定為成本，那么一定會導致環境受害。
試想一個企業在考慮成本的時候，認為雇人需要成本，能源、原材料、設備等都是成本，但環境成本不需要考慮，因為環境有容量，環境成本暫時還沒有顯現。比如對水的使用，全國有十幾個省的一噸水資源費低于0.1元，工業用水實行這樣低的價格，哪家企業還會節約用水，會致力提高污水處理技術，實現循環用水？
通過環境資源的低價格，企業獲得了超額利潤。還有一個更糟糕的問題，就是企業沒有動力去提高生產技術和污染治理技術，低效率、高消耗的成本已經被環境的低成本掩蓋住了，企業越來越多的利潤來自于節約的環境成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這是非常正確的決定。只有通過制度管理才能避免帶有后遺癥的經濟發展。如自然資源產權和有償使用制度，能保障環境無退化，對環境不產生負面影響，經濟學上叫沒有外部不經濟性。
今后要避免后遺癥出現，從廣義上講就是提高標準，制定生態紅線，不能觸碰。像美國的環境基準是靠法律制度來規定的，對環境基準的定義是“反退化”，這是很嚴格的規定。現在我國資源約束性增強，經濟發展因此受到限制，但許多環境政策在制定時沒有一步到位。由于政策執行有個過程，可以逐步實施，但政策制定不能等待，否則越拖付出的代價越大。
中國的發展歷史上一直是和諧的，尤其是農業文明能持續五千年，體現的就是可持續思想，比如水利工程靈渠、鄭國渠、都江堰，兩千年來人們還在使用�，F在，我們也有信心做到環境與經濟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