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興首先從水與城市經濟發展、水與城市安全運行、水與城市文化、水與城市人居環境等方面分析了城市發展與水的關系。
仇保興指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指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我國城市目前水資源形勢是,正常年份有400多個城市供水不足,比較嚴重缺水的就有110個。在32個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個長期受缺水困擾。全國流經城市的河段90%左右受到污染,更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今后我國將長期處于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預計每年將有1500多萬的人口轉移到城市。按照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將再翻一番的目標,GDP將保持在7—8%的增長速度?梢钥闯,城市經濟發展面臨的水資源環境壓力更大。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水的合理利用的關系,千萬不能涸澤而漁,殃及子孫。
仇保興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城市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利用和水污染防治工作仍然任重道遠。水資源短缺加之開發利用不合理,水環境普遍污染、水生態退化仍然是全國城市的基本水情。
一是城市水污染現象還相當嚴重。設市城市每年約有200億的工業廢水和的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中,還有大量的未達標處理的廢水被偷排、漏排,造成流經城市的河段90%左右受到污染,不少地方“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濕地消失、地下水枯竭”,近海水域赤潮經常發生。
二是城市水污染治理仍然滯后。到2005年底,全國還有278個城市沒有建成污水處理廠,至少有30多個城市約50多座污水處理廠因收集管網不配套、運行經費不到位等原因,運行負荷率不足30%,或者根本沒有運行。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不達標,也加劇了城市水污染。
三是水污染事故頻繁發生。不少化工、石化等重污染企業建在大江大河沿岸、城市飲用水源地附近和人口密集區。由于化學物質的開發、生產和儲運等方面存在漏洞,引發了多起水污染事故,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損失。
四是城市供水安全存在隱患。一些地區水源污染不斷加重或藻類爆發,以及水污染事故的發生,對水質安全形成重大威脅,城市供水企業的應對措施迫切需要加強;另外,隨著大規模、長距離調水工程的實施,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任務將更加艱巨。
五是城市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過高;春印⑦|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超過60%,海河超過90%,明顯超出國際上30—40%的水生態警戒線。部分城市由于地下水長期超采,還引發了地面沉降,管網漏損率增加等。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地面沉降面積已達到6.4萬平方公里,50多個城市地面沉降嚴重。
六是城市用水效率偏低。目前,我國萬元工業增加值取水量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至10倍,城鎮供水管網漏損率達20%左右。一些城市本末倒置,在開發新水源上舍得投入巨額資金,卻不重視節水,市場在水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此外,部分城市對需水的預測偏高,還誤導了供排水和污水處理設施規劃建設的過分超前。
七是城市防洪減災壓力較大。部分城市排水設施配套建設滯后,老城區還沒有系統的排水管網。加之城市開發建設破壞了原有水系,又未能及時進行調整和整治,滿足不了汛期排水的需要,容易出現內澇。
八是城市水生態系統退化嚴重。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效保護;另一方面是由于違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盲目改造,導致了城市河道和湖泊的生態功能明顯退化。
九是管理體制機制不完善。部分城市在防洪減災、供水、水污染防治、生態環境保護等工作中重分工,輕協作,存在諸多矛盾。在推進水的節約和保護方面,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勵和約束機制。
仇保興對遵循科學規律,提高城市水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水平提出了具體要求:
(一)從簡單的開源節流向水的循環利用轉變,促進城市可持續利用。“節流優先,治污為全,多渠道開源”是我們治水的基本思路。我們要從“取水—輸水—用戶—排放”的單向開放型的用水模式轉變為“節制地取水—輸水—用戶—再生水”的反饋式循環流程,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實現這一重大用水模式的轉變,加強污水再生利用是是關鍵、是切入點。盡管目前的差距還很大,但這是水循環的客觀規律,更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努力目標。
(二)從末端治理向以源頭控制為主的綜合治理轉變,改變先污染后治理、邊治理邊破壞的狀況。必須采取以源頭控制為主的綜合措施,以水的供給能力為基本出發點和保障條件,科學部署城市的產業發展和建設規模,把節水、供水安全和水污染防治等涉及生態資源和環境保護、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內容落實到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各個環節,以綠線和藍線管制來強化對城市水系和源地的生態資源保護,統籌協調水生態、水景觀、給水、排水、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防洪排澇和文化遺產保護、旅游等各種功能的有機地結合。
(三)從快速排除城市雨洪向提倡降雨地下滲透、貯存調節,修復城市雨水循環轉變,實現人與水和諧相處。現代的城市由于實行了許多錯誤的建設方式,使排水、防洪性能越來越退化,城鎮水系也變得越來越脆弱。如城市河道、溝渠、湖泊的硬質砌底和護坡,開發填埋了大量的城市和郊區自然河流、湖泊和濕地,城市寬馬路、硬鋪裝的大廣場、停車場,城市不透水的硬化鋪裝所占的面積越來越大,造成了雨水無法下滲和積蓄,排水徑流量逐步上升。這不僅僅使日益枯竭的地下水資源無法得到補充,而且也使得城市自身和下游地區極易形成洪澇災害。構建健康的城鎮排水體系,實現人水和諧相處,就必須尊重水系的循環規律,糾正以上這些錯誤的建設行為,維護水系統的自我適應和調節能力。
(四)從主要用行政辦法向綜合運用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轉變,促進城市水的合理開發和節約利用。要通過推進改革和完善政策法規,加強價格、稅收等經濟手段的調節作用。從價格方面看,要適應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需要,在水的開發、生產、使用等各個環節中更大程度的發揮市場配置水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如:合理確定污水處理收費標準和再生水、垃圾處理和垃圾發電價格,完善政府補貼機制,積極引導工業、市政設施等行業使用再生水和垃圾發電,適時對部分行業制定強制使用再生水的規定,擴大使用范圍等。這是促進水的合理利用和保護的重要手段。從稅收方面看,加快制定鼓勵生產、使用節水等產品的稅收優惠政策。此外,要加大公共財政對水的節約和合理利用的支持力度。
(五)從一般的招商引資項目向完善特許經營制度轉變,推進城市水務改革健康發展。由于我國城市水務改革,是在價格機制尚未形成、法律法規還不健全、政府職能尚未真正轉變、監管體系還沒有充分建立的背景下進行的,許多城市政府把引入資金當作水務改革的首要目的,將城市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項目視為一般的招商引資項目,一賣了之,偏離了改革的根本目標。城市水務改革,政府對資產管理與市場監管是一對矛盾。對這一對矛盾的判斷和取舍,根本上決定于政府在經濟增長和公眾利益上的平衡和選擇。城市水務改革和開放不僅局限于投資市場,關注項目的投資和建設這一階段目標,更應包括高效成熟的運營商的引入。對肩負城市管理職責的市長們而言,引入城市機制,非但不是城市政府甩掉了水務投資的包袱,而是背上更加嚴格的監管責任,更應該關注于穩定安全和高效率的運營。
來自全國各地近百位城市負責人參加了“市長論壇”,20多位城市負責人在論壇交流了經驗,建設部向35個“中國人居環境獎(水環境治理優秀范例城市)”獲獎城市頒了獎。
深圳市副市長呂銳鋒介紹了深圳市按照流域治理的思路,以適度集中和有機分散相結合的方式,優化布局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有效治理城市水環境,有力推動了污水再生利用的經驗。
青島市副市長胡紹軍介紹了青島市堅持規劃先導、完善治污機制、深化水務改革,全面推進城市水環境治理,有效改善了人居環境,提升了城市功能的經驗。
廈門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阮耀國介紹了廈門市積極推行清潔生產,推廣節水型器具,鼓勵再生水循環使用,保持較好的城市水環境,促進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的經驗。
無錫市副市長劉鴻志介紹了太湖無錫水域污染的問題和成因,以及開展太湖流域治理的工作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紹興市市長張金如介紹了紹興市不斷創新城市水環境治理的方法,堅持以規劃先導,統籌考慮“供水、中水、排水”,完善體制機制,取得了“水鄉治水”的初步成果。
揚州市人民政府
濰坊市副市長黃濰連介紹了濰坊市實施以“三河整治”為主要內容的水環境綜合治理工程,啟動
“十大生態工程、百個建設項目”,努力恢復城市水生態,初步形成了城綠水秀的生態體系,有效改善城市人居環境的經驗。
南通市副市長朱晉介紹了南通市全方面整治環城又穿城的濠河水系及其生態環境。不但使得千年濠河重新煥發出了青春光彩,而且打造了國家
泉州市副市長許昆貞介紹了泉州市實施“打開大門、治理兩江、保護古城、建設新城”的城市建設與發展戰略,不斷加大古城水系恢復,以及晉江、洛陽江和近海水域的整治力度,加快沿江、沿海景觀建設和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步伐,打造宜居的城市生態環境的經驗。
桂林市市長張秀隆介紹了桂林市立足城市特色,加強以漓江和環城水系為重點的水環境保護和水景觀建設,展示桂林山水的無窮魅力的經驗。
馬鞍山市副市長龍李海介紹了馬鞍山市積極推進城市供水、污水處理等市政公用事業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的經驗。
在“市長論壇”上以色列希伯萊大學教授Arner
Adin先生還介紹了以色列政府促進水工業發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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