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在中國落地生根，風聲水起。
　　美國國際集團（AIG）近日宣布，將注資400萬美元于中國和美國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用于補償該公司2006年所排放的62萬噸溫室氣體總量。其中200萬美元，將投資在新疆和四川的農村。這雖然不是第一起碳排放交易，但從美國兩家環保NGO、美環保協會和生態發展基金以及四川、新疆環保部門相關負責人悉數到場的來看，無疑具有昭示意義。筆者以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碳排放交易當立意高遠，以指標換取節能和新能源高新技術。
　　溫室效應天氣變暖，將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災難，早已成為國際共識。2006年的斯特恩報告估計，如果平均氣溫上升3至4攝氏度，可導致全球2億人口，因為海平面上升、水災或旱災而失去家園。聯手拯救地球，努力減少排放，也就成了全球成員國的共同責任和義務。1997年接受簽署現已獲169個國家認可的《京都議定書》，對溫室氣體排放量上限，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必須比1990年的水平低5.2%作出規定，同時允許其成員國當不能按期實現減排目標時，可從擁有超額配額(或排放許可證)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購買一定數量的配額以完成減排目標。
　　當下全球碳排放交易大約有600億美元左右市場規模，中國占其約1／4份額，因此中國成為最大的賣方市場以及歐美公司青睞的對象。雖然把廢氣排放當作商品進行交易，曾被人批評為可能導致道德問題。但從地球村的公共利益考量，這種交易亦是“兩害相衡取其輕”，是遏制全球性天氣污染的一種更趨理性的抉擇。只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趨利避害，更多的發展自己，必須作一些立意高遠，著眼于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和方略。
　　一方面，我們固然可以通過碳價格控制，在交易中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國際上的價格大約10歐元（約15.90美元）每噸。按美國國際集團（AIG）的交易估算，400萬美元買62萬噸的碳排放指標，每噸約合6．5美元。不僅遠遠低于國際通行價格，甚至與去年10月國家發改委不得低于9.5美元/噸的相關規定，也有不小的差距。當然，我們的政府與企業需要尋求眼光高遠的碳交易模式，建設公開的平臺，參與碳交易規則的制定，成為游戲的主角，以提高價格。另一方面，我國更當著眼于從CDM機制中獲取國外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要讓農民知道，除了農產品，還可以賣炭排放指標。”新疆環保局副局長葉民如是說。我則以為，更重要是讓農民懂得，通過使用沼氣減少氮肥和機械的使用發展自已，比只顧及眼前的利益更有價值和意義。
　　CDM的宗旨之一就是支持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尤其強調所引進的先進技術設備，要帶來技術轉讓和推廣應用。事實上，以CDM項目來換國外先進環保技術，對于清潔發展機制最有利，也是我國政府所孜孜以求的。以風電為例，中國最大只能生產1.5兆瓦的風機，更大功率的只能從德國、荷蘭等少數國家進口。這既有我們自己的原因，如不少企業認識模糊，甚至不樂于使用回本周期更長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技術保護和封閉也制約了中國以碳指標換技術。我們既要走出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心理誤區，又要通過政府高層推進國家之間的互動，借助國際條約和國際機構的力量，促進發達國家節能環排高新技術的對外開放。
　　去年3月，在德國召開的“G8+5”環境部長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強調，《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規則規定了技術轉讓的內容，但在實際運作中很不盡如人意，應進一步研究和完善。并“建議發達國家從官方發展援助中拿出部分資金，集中用來購買一些可有效減排溫室氣體的實用技術，無償轉讓給發展中國家，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當然，要通過碳交易贏得技術，甚至要打破國際間的技術封鎖，關鍵仍在于我們自己的不懈努力，要“自己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