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環境污染事故為何頻發？

時間：2010-09-14 來源：南風窗 作者：蘇楊

這幾個月，“大型”環境污染事故的上鏡率陡然提高，紫金礦業的污染、冀東水泥廠的污染、大連灣的油污染、南京塑料廠丙烯管道爆炸后的空氣污染絡繹而至，就連洪水也和化工廠一起害得吉林幾個城市斷水。這些新聞媒體報道的大事，肇事的都是大企業，在環境污染事故里都算是大級別的，影響就比通常的環境污染事故大了不少。

大企業出大事，如果是老出，就值得思考了。對中國的企業來說，除了運氣，似乎還是能總結一點規律和制度成因的。

總結規律和制度成因，首先要把這些大企業出的大事做個分類。2009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是這樣分的：全國突發環境事件171起，主要是安全生產事故、交通事故和企業排污引發的。其中，安全生產事故導致的環境事故一次性規模大、給人印象深。大連灣的事故是安全生產事故導致環境污染，與2005年“吉林化工”導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類似。這樣的事故往往是新聞報道的熱點，但因為是小概率事件，所以這類事故總體來看影響其實沒有常規的環境污染肇事危害大，就像民航事故聽上去挺嚇人實際上民航運輸這種交通方式的風險遠遠小于汽車運輸一樣。

而真正的危害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小污易成大害”，一個是“小污易成大污”。第一類出事是來自這些大廠居然與居民區或水源地密不可分，處理污染物幾乎沒有應急的時間和空間，因此絕對排污量并不大的安全生產事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不小。南京塑料廠的爆炸和吉林松花江支流的化工原料泄漏就是這樣；第二類則是說日常環保工作不到家：這種天長日久的細水長流難以引起管理部門的應急反應，結果量變就積攢成了質變。冀東水泥等企業的污染是這樣，紫金礦業的污染其實也是這樣——盡管其被媒體追逐是因為發生了重大事故，但其長達10余年的違規排污對汀江及其沿岸百姓生活的損害遠遠大于這次事故。

用政策術語總結，讓“小污”成“大害”和“大污”的制度成因其實就兩條：產業布局不合理和環境管理不到位，這又是管理者用地方保護對付環境保護而公眾參與不夠形成的。

治本之策

與一般人感覺的不同，在環境保護中發揮最前端也是最重要功能的不是環保部門，從實際效果來說，產業部門和規劃部門的影響更大。原因很簡單：有污染不等于有危害，而且污染物治理后仍然是污染物。污染物與人體健康之間的關系有多個環節，企業排放的污染物與人體健康之間有一個樞紐性環節——暴露，即污染物必須通過消化道或呼吸道暴露到人體內才會形成危害，否則，再重的污染也不能和健康危害之間劃等號。再說得通俗一點，如果污染物排放的空間遠離人居環境，其危害程度就大打折扣甚至聊近于無了。

污染物的末端治理并不能將污染物無害化，治理過的污水仍然是污水，只是污染程度減輕了，仍然要靠較大量的天然水體來稀釋自凈。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間發揮自凈作用，則這個區域即便所有工廠都達標排放，仍然會造成環境質量超標。太湖的藍藻污染之所以引起那么大反應，把這兩方面理由都占了：環湖區域企業密度太高、經濟活動總量太大，即便全部達標排放，環境質量肯定也超標。偏偏無錫還以太湖作為飲用水源，這就相當于構建了從污染物到人體之間的暴露渠道，這個時候自然小污易成大害。如果無錫的飲用水源都是長江水，我們對太湖污染的“寬容”程度肯定會大大提高。

一言以蔽之，對工業污染防治來說，產業結構調整和合理產業布局才是治本之策，主要是在末端治理途徑發揮作用的環保部門的作為空間并不大(所以現在環保部門才更加強調環境影響評價一票否決制的前端控制作用)。熟悉美國環保史的人都知道，美國是靠產業轉移才真正解決污染問題的。上世紀70年代大白天都要開燈的鋼鐵城匹茲堡，如今的鳥語花香與北京越來越多的藍天幾乎是同一個主要原因——鋼鐵企業搬遷。如果產業部門和規劃部門不能有效作為，讓工廠分布在居民區，就會造成居民區“坐在地雷上”的效果。別說發生安全生產事故，即便日常的達標排污，也一樣會成大害。

2009年，國內發生規模較大的血鉛污染事件12起，總理和副總理為此批示5次，但其中影響較大的，如陜西鳳翔和河南濟源的事件，疑似肇事企業都是技術水平全球一流的大企業，都基本做到了達標排放。但我國長期以來缺少產業和規劃部門對環保的前端控制，直至2007年，國家發改委《鉛鋅行業準入標準》才規定鉛鋅行業的衛生防護距離為1000米。而迄今為止，發生血鉛污染事件的所有企業與居民區的距離在出事前都未能達到這個標準，陜西鳳翔、河南濟源，企業外墻和居民區的距離都不到200米！這種情況下，達標排放也肯定出事。而發生爆炸的南京塑料四廠居然位于3塊比較集中的居民區中間，附近還有幼兒園和學校，那些化工原料的儲罐和周邊居民距離相隔不到100米。

上一頁 頁碼：[1 2 >>] 下一頁 共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