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部批復建設項目環評文件400個,總投資達2.7萬億元。對簡單低水平重復建設、“兩高一資”和產能過剩項目設置“防火墻”,對總投資1904.8億元的49個項目環評文件作出退回報告書、不予批復或暫緩審批的決定。對環評違法違規問題突出的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華能集團、華電集團以及山東省鋼鐵行業作出暫停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的決定。
記者:有人說:“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一對矛盾。”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二者關系如何?
周生賢:其實,環境與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相互貫通的統一體,不能把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一部環境保護的歷史就是一部正確處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歷史。
環境問題究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發展道路問題,離開經濟發展談環境保護必然是“緣木求魚”,離開環境保護談經濟發展勢必是“無源之水”。正確的經濟政策就是正確的環境政策,正確的環境政策也是正確的經濟政策。兩者深度融合正是我們當前大力倡導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這符合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利益,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
我們要以環境容量優化區域布局,以環境管理優化產業結構,以環境成本優化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經濟質量、增強發展后勁,大力促進經濟轉型。對此,我們將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地一以貫之。
探索環保新道路
記者: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環保工作具有怎樣的重大意義?
周生賢: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地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休戚相關。環境保護問題首當其沖,需要各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
為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我國宣布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這是中國對全世界的莊嚴承諾。
目前,環境保護在中美、中日、中哈高層對話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俄環保合作互信互利、全面務實,中日韓、中國-東盟環保合作進入新階段,與聯合國環境署合作進一步深化,與阿拉伯、非洲環保合作進一步加強。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環保發展狀況與國外有何不同?
周生賢: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目標任務和解決問題不同,我國環境問題具有“共同但又獨特”的特性。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出現,呈現結構性、壓縮性、復合性、區域性和全球性五大基本特征。
我國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環保老路,我國需要推陳出新,獨辟蹊徑,探索走一條中國的環保新道路。
環保新道路就是指符合中國國情、環境與經濟相融合的道路。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進程的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越來越顯現出來,環境形勢十分嚴峻,環境壓力繼續加大。摸索出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路子,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現實的呼喚。
“國以民為上,民以生為先”。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這是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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