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1982年日本長崎大水災,第一次使人們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時至今日,“城市型水災害”又顯現出哪些新的特點?
程曉陶:城市人口資產密度提高,同等淹沒情況下損失增加;城市面積擴張,新增市區過去為農業用地,防洪排澇標準較低,而洪澇風險較大;以往城外的行洪河道變成了市內的排水渠溝,加重了防洪負擔;城市空間立體開發,一旦洪澇發生,不僅各種地下設施易遭滅頂之災,高層建筑由于交通、供水、供氣、供電等系統的癱瘓,損失亦在所難免。
現代城市面對暴雨洪水顯得更為脆弱。除非隨城市的發展同時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則必然會出現水災損失急劇增長的惡性局面。
南都周刊:城市型水災害對傳統的治水理念與模式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戰?
程曉陶: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首先都是加強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但是河道水位迅速上升,使排水管網受到頂托,雨水不能自排,于是又加強了泵站的建設;而河道的行洪能力是有限的,且城市河道受兩側建筑物密集的影響,已難以拓寬,這就產生了第一次理念的轉變,即改變讓雨水盡快排入河道的傳統思路,轉而采取各種雨水蓄滯的措施,比如以立法形式要求新建、改建小區必須設置相應容積的雨水調節池,調節池中儲存的雨水可在洪峰過后排入河道,或作為綠地澆灌和城市清潔等用水。但是調節池容積過大會增加成本,而利用率有限,于是又發展起各種雨水滲透技術,促使雨水回補地下,轉變為有效的水資源。
南都周刊:2006年,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相繼遭受大暴雨襲擊,您當時撰文呼吁各地重視“城市型水災害”的危害,各地未雨綢繆采取了有效防災措施嗎?
程曉陶:據我所知,這幾年,各城市都有很大的投入,濟南在2007年遭受暴雨水災之后,也加大了城區排水系統建設的力度。但是,這些工作應該說都沒有擺脫“大災之后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綢繆”,而是“亡羊補牢”之舉。去年上海發生了因施工截斷排水管網而受淹嚴重的事件,今年同樣的問題在廣州又重演了。
南都周刊:“看得見的高樓,看不見的下水道”,網友們認為各地方政府注重高堂華屋的建設,而對地下排水系統建設短視甚至采取漠視的態度,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程曉陶: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城市快速發展中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一些官員更愿意將錢花在看得見的、容易顯現政績的地方。再加上特大暴雨也不是年年都會發生,有些人就抱著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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