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郁松

吳國華

張抗

姜鑫民

單衛國
一年前,當國際油價在60美元上下徘徊時,人們總以為100美元的油價是一個可以預見但不會很快到來的遙遠神話;一年后,當滾燙的油價以風卷殘云之勢穿過100、108、110美元等一個個重要關口后,整個世界才驀然驚覺,“這一切,真的發生了!”
美國東部時間上周四,紐約商品交易所4月交貨的原油期貨合約結算價上漲0.37%,報收于110.33美元/桶,盤中更創下111美元的歷史新高,這是一周內國際油價第三次創下歷史新高。至此,今年以來國際油價的平均水平超過95美元,較去年同期上漲了65%。
如果說今年年初國際油價首破100美元還可歸結于那個想留名青史的操作員一時沖動的話,那么近期國際油價穩穩站上100美元則顯然不能再用“偶然”來詮釋。即便考慮到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的因素,國際油價的實際價值也已超過了上世紀80年代的紀錄。1980年,國際油價達到創紀錄的每桶38美元最高水平,其實際價值也不過相當于今天的96到103美元。
另一邊,各大投行近期紛紛調高對未來國際油價的預期水平。最早預言油價將達100美元的高盛研究團隊表示,如果美國經濟重獲動能或是世界原油供應出現問題,油價下一步可能沖擊200美元的目標。
“種種跡象顯示,國際油價這幾天其實已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多位權威專家在接受上海證券報記者采訪時如此斷言。
接下來,國際油價的每一次突破都將創造新的歷史。而對中國來說,盡管成品油定價機制暫時阻止了國內油價跟隨國際步伐瘋狂飆漲,但批零倒掛卻令不少煉油企業陷入虧損境地,頻繁出現的“油荒”亦肇因于此。
當國際油價步入“百元時代”后,人們該何去何從?這個曾經只有未來學家思考的問題如今已真正牽動萬千普羅大眾的神經。為此,上海證券報日前相約國內能源界五位權威人士,從本輪國際油價上漲的背景、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等多方面探討高油價下中國的應對之策。
主持人:本報記者
陳其玨
嘉賓:
鄧郁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
姜鑫民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助理
吳國華 商務部政策研究室處長
單衛國 中石油集團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市場研究所所長
張
抗 中石化股份公司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咨詢中心副主任
(排名不分先后)
【根源】
多重合力齊推動
主持人:作為全球市場上最重要的基礎性大宗商品之一,原油的期貨結算價格自6年前掀開牛市大幕以來已足足上漲了400%。在這6年中,刺激國際油價不斷創新高的因素——從美伊爭端到新興國家需求的增長等——一直在不斷輪換。請問從去年年末以來的這輪上漲又是由什么力量推動的?
單衛國:我認為,本輪油價的上漲主要是美元貶值造成的。美國最近發布了就業率下降的報告,表明美國經濟確實陷入了麻煩,而美聯儲近期很可能宣布繼續降息,此舉意味著美元貶值還會繼續,這對以美元計價的國際油價無疑會帶來助漲作用。
吳國華:除了美元貶值外,對沖基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輕視。后者將美元貶值、地緣政治、供求關系等促使油價上漲的因素進一步放大,導致國際油價連創新高。事實上,作為國際油價本輪大牛市的主要推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并不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巨大改變,國際油價的飆升主要還是對沖基金放大的結果。
張抗:迄今為止,全球石油市場總體上還是處在供需基本平衡的狀態,且一直存在剩余產能。因此,所謂“高油價”并非完全是供需問題造成的,因為目前仍然是供略大于需。這個趨勢并未改變,并非如外界所料的是中印需求增加導致市場供需失衡。
鄧郁松:必須指出,在目前階段,我們對石油供給方面的研究還是非常少的,特別是對于供給行為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弱的。而我個人觀點是,正是由于供給行為,或者供給結構的變化,才是到目前造成國際油價既有穩定時期又有大波動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走勢】
可能進一步上漲
主持人:國際油價這種咄咄逼人的上漲態勢還會延續多久?未來走勢會如何?
單衛國:由于美元貶值當下仍看不到終止的跡象,因此也很難估算油價飆升的上限,據說有的投資機構已開始討論油價達到200美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元貶值還會刺激石油需求,因為美聯儲降息的目的就是為了刺激生產和消費?紤]到歐佩克下一次會議要到9月份再開,這意味在接下來長達半年的時間內,影響油價供需的因素主要來自庫存變化。而在供需面緊張的情況下,庫存減少的可能性大于增加。同時,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對伊朗制裁、哥倫比亞與厄瓜多爾沖突、委內瑞拉與埃克森美孚爭端、尼日利亞恐怖襲擊等不斷爆發的事件都給國際石油市場埋下不穩定因素。故此,國際油價還有進一步上漲的空間。
鄧郁松:決定近中期油價變化的關鍵因素并不在于總量多少,而在于供需結構的變化。在2030年之前,全球市場從供求總量來看,基本是平衡的。但國際油價變化是否已進入新階段,要看這一階段油價是否穩定,而穩定以市場結構為前提。目前看來,已到了一個尋找新平衡的時期,或者是新的供需結構基本穩定的階段。到目前為止,這個階段還在持續,因此我認為在未來十幾年中油價大幅波動的狀況不會變化。
主持人: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國際油價進入“百元時代”這樣一個歷史節點?
單衛國:對國際油價而言,最近幾天已迎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因為不僅在數字上,國際油價的實際價值也已突破了上世紀80年代的臨界點。盡管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對石油需求會有一定影響,但從全球看,新興市場和產油國的石油需求仍在不斷增加。這意味著供需層面對油價的支撐仍然存在。
張抗:“百元油價”只是個表面現象。假設匯率不變的話,當前100美元的油價約等于過去的40美元。另一方面,當美元貶值的同時,人民幣和歐元都在升值。因此,看待國際油價必須同時考慮匯率變化的因素,最好以某年的不變美元值來衡量。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燃油開支在百姓日常開支中的比例是多了還是少了?近年有人統計過,國際油價上漲的這幾年,燃油開支在美國中產階層日常開支中的比例反而是下降了。對中國部分有車族來說,油費占比也未必上升多少。相反,倒是柴油價格上漲對農民的影響更大。畢竟,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在提升,這使得人們對高油價的承受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
吳國華: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自然不希望國際油價漲得太高太快,因為這不利于我們控制可能的通貨膨脹風險。
【對策】
避免被高價灼傷
主持人: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一大石油消費增量國。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接近50%。當國際油價進入“百元時代”后,中國受到的影響有哪些?
張抗:油價上漲對中國的確有影響。但相對來說,對日、韓等缺少石油資源的國家影響更大,甚至包括歐佩克國家也可能受不了長期的高油價。畢竟,中國還有一半的油品是自己生產的。在我看來,簡單化地討論“百元油價”并不合適,必須將油價放在一個復雜的社會范疇內綜合考量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中國并沒有在油價上漲后出現貿易失衡,相反,中國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一,而石油和油品進口在進口總額中的比例反而有所降低。這是由于進口石油對生產和出口有巨大的拉動作用,可以使中國出口的產品價值更高。
姜鑫民:油價上漲后對不同的領域影響是不一樣的。在有些領域,石油和石化產品是剛性需求,即便價格上漲仍必須用,如交通用油和化工品原料等;而在另一些領域,如發電用油的需求就是一種彈性需求,因為即便不用成品油發電,還可用天然氣或煤來發電。對不同的石油需求,應該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主持人:面對這場以國際油價大漲為主軸、各類資源性產品紛紛上漲的大變局,中國要努力做好哪些工作,才能盡量避免被滾燙的國際油價所灼傷?
吳國華:首先,中國要大力發展節能和替代能源產業。對這兩方面,國家都已出臺了相關法令,接下來就看落實,尤其是財政稅收等政策需要與此銜接。政府應該嘗試用財政金融杠桿調動企業和個人節能的積極性。如能做到這一點,或可將油價上漲的挑戰變成機遇。畢竟,在國際油價較低的時期,節能產業和替代能源很難獲得發展空間,而當前的高油價時代將是這兩大產業發展的機會。
張抗:中國應該“統籌兼顧,全面應對”,采取各種招數來接受國際油價上漲的挑戰。
姜鑫民:出于保障國內能源安全的考慮,中國在高油價時代應盡可能加大勘探開發力度,增加資源供給。通常情況下,油價越高越應該用自己的石油,油價越低則應進口。同時,我們應鼓勵節能,對高能耗產業進行調整。在保障石油剛性需求之余,也不忘發揮替代產品的作用。另外,還可通過稅收等手段調控石油進出口,盡可能保證國內資源供應。
鄧郁松:構建戰略石油儲備是保證能源安全的措施之一。但國家對儲油時機和儲油規模的把握并不完全取決于國際油價。一方面,誰也無法判斷當時的油價水平是否足夠低;另一方面,中國的石油儲備戰略有既定的計劃,有些并不為外界因素所左右。
吳國華:另一方面,中國也應該轉變產業結構和外貿增長方式,尤其是過去認為加工貿易要打通上下游產業鏈的觀念需要改變。從節能減排的角度看,發展中下游產業的加工貿易有助于節能減排。中國不必追求過長的產業鏈,尤其“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品的上游加工貿易可以放在國外進行。過去,我們片面要求延長產業鏈,希望加工料件國產化。但現在看來,完全可以在國外加工好后再運進來。因為上游產業恰恰多屬于最耗能的板塊。
【戰略】
定價體系應理順
主持人:多年來,中國一直采用嚴格管制成品油零售基準價的方式來削弱國際油價上漲給中國市場帶來的沖擊,您覺得這種做法合理嗎?
單衛國:就國內成品油調價而言,目前很大一塊阻力還是來自CPI。定價部門在決定成品油調價時不可能只考慮單一的成品油市場。前段時期,農產品價格已經上漲得很厲害,如果成品油再漲價的話,給相關產業帶來的影響不言而喻,最終可能給本已過高的CPI漲幅帶來影響。這也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了。但去年以來,這一問題似乎更突出。
姜鑫民:應該承認,發改委此前的價格調整策略還是比較成功的,至少保證了中國經濟在國際油價高燒的情況下仍能維持增長。但長遠來看,國內成品油價格體系還是應逐步理順,并使之市場化。
張抗:長期的價格管制并不合適。在我看來,即便目前為了CPI只能控制油價上漲的話,長此以往還是可能陷于被動,“油荒”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同時,在國內外存在成品油價差的情況下,很多企業抵御不了利益誘惑,會出口油品和高耗能產品。放棄市場工具,以行政命令來控制油價的做法只能是短期行為,不可能長期維持。否則,政府就不得不一直充當“救火隊員”的被動角色。
吳國華:中國在經過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考驗后,在宏觀調控方面已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根據新的形勢,中國還可采用新的組合,如一旦出現滯漲,可以采取提高供給的方法來應對。同時,政策組合還可進行變化。至于《節能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中關于財政、稅收、金融方面的政策也需要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