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顧歷史事實、歷史責任，不考慮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借氣候變化問題不適當地，也就是說過早、過激、過高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一樣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從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限制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國際社會應當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并為其發展留出一定的排放空間，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所帶來的后果，遠比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更為嚴重。
今年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把溫室氣體減排作為重要議題。會議東道主德國等提出，到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降低50％、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不超過2攝氏度，美國則提出了自己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長期戰略”。出于各自的戰略考量，歐美正在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
發達國家應承擔主要義務
八國集團成員幾乎都是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從人類歷史看，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無約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溫室氣體，是過去200多年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肇事者”，因此在溫室氣體減排這個問題上，發達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也應承擔主要的義務。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這一原則。這對發達國家來說有雙重含義：一方面，發達國家作為地球石化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大戶”，有責任率先嚴格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也有責任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和技術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減排能力，使全球共同走上清潔發展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移，將自己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低能耗的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將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自身溫室氣體減排更容易實現；而發展中國家多數處于國際產業分工低端，為發達國家市場提供資源性產品和高能耗、高排放產品，減排也受到自身經濟技術能力的嚴重制約。在這一背景下，發達國家尤其有責任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
發達國家援助有下降趨勢
但實際情況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開發援助不僅在它們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連年減少，絕對額度也有下降趨勢。世界銀行等多個國際機構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從未達到聯合國所要求的占國內生產總值0.7％的比例，2006年的絕對額度還下降了5.1％。
地球屬于全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必須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從根本上說也取決于全球經濟技術水平的共同提高。
發展中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少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有些人提出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要不要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對這個問題要正確回答，必須首先正確認識氣候變化問題的實質。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實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前年的G8+5的會議上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環境問題，也是一個發展問題。
馬凱指出，氣候變化問題是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也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因此，歸根到底是一個發展問題。這個論斷是非常正確的，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從人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在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無約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我這里有份資料，這份資料顯示，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人類由于石化燃料燃燒釋放的二氧化碳的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這50多年來，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到總的排放量的77％。因此，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也應當承擔主要的義務，包括自身因為實現了工業化，你有條件再進一步減少自己的排放，你也有經濟實力，也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歷史累積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當前的首要任務依然是要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國際社會理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
共同承擔區別責任
正是基于上述的基本的歷史事實，所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客觀的，也是公正的。
如果不顧歷史事實、歷史責任，不考慮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借氣候變化問題不適當地，也就是說過早、過激、過高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一樣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從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限制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國際社會應當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并為其發展留出一定的排放空間，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所帶來的后果，遠比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更為嚴重。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承擔量化的減排指標，但是不等于不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和責任。
轉移排放不能忽視
馬凱指出，今后在某一個時點，中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會超過美國。但是，在比較中美之間和不同國家之間溫室氣體的排放水平時，必須有正確的方法論，就是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全面地看待問題，分析問題。
首先，不能只看總量，還要看人均。人口規模對一個國家的排放總量影響至關重要，一個人出生到世界上，不但要吸進氧氣，呼出二氧化碳，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衣、食、住、行、教育、各種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應的都要增加排放。所以，人口大國、人口小國和人口多、人口少的國家在排放總量上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我國即使哪一年排放總量超過了美國，但是，由于我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所以，我國的人均排放量也仍然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當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歷史的累計排放量。從1903年到2003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8.3％，中國同期只占了7.6％。這個數據跟前面的數據一樣，不是中國的數據，而是美國長期研究氣候變化的一個國家實驗室的數據。
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數量，還要看發展的階段。因為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強度是不同的�？茖W家們說，呈現出一種倒U字形的變化，就是拋物線。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排放強度是增加的趨勢，實現工業化以后就開始走下坡路，開始減少。在過去的一二百年里，美國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它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現在中國正好是在爬坡的階段，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相應地消耗的能源就比較多一些，排放的強度也比較大一些。
總之，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僅中國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而且要看轉移排放，就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國生產的產品要在多國去消費，一個國家又要消費多個國家的產品。
所以，生產、出口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國家，要承擔本應在進口國排放的二氧化碳，而進口消費這些產品的國家，在他們的排放總量的計算中，就沒有計算這部分產品的排放量。
特別是在目前，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發達國家是處在產業鏈條的高端，服務業發達、高科技發達，相應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對小一些。而發展中國家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比如拿中國來說，直接出口的，去年出口鋼材2500多萬噸、焦炭1400萬噸左右。這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這還不算，我們還出口了大量的機械產品，里面也有能源消耗，包含禽類，這相應地增加了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減少了進口國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在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的時候，對這一因素應該給予充分的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