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泥巴點的農夫比爾·庫瑟在2006年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年度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不僅因為他擁有4000頭牛，還因為他有5000畝玉米和大豆，成立了林肯威能源公司，專門生產燃料乙醇。同期上榜者還有美國前任副總統戈爾，他從失意政客轉戰為環保先鋒，對待生物燃料所持觀點十分謹慎，認為不能因種植生物燃料作物而威脅糧食生產或濫伐森林。

　　有趣的對峙折射了一個日益凸現的話題：被稱為“綠金”的生物液體燃料(包括燃料乙醇與生物柴油)在2006年前后進入兩難境地，一方面它是全球公認的最現實的可再生燃料；另一方面依靠玉米、小麥、甘蔗等農田作物很難完成大規模石油替代和節能減排。

　　自2001年決定在吉林、黑龍江、安徽、河南等省建陳化糧燃料乙醇試點企業以來，中國已成為繼巴西、美國之后的第三大燃料乙醇生產國。然而，迅猛發展的勢頭背后仍有隱憂。2007年6月，中國徹底推倒了以糧食為原料這張多米諾骨牌，非糧能源作物成為主角，由此引發的故事實際上是同一領域內世界難題的縮影。“綠金”從第1代原料到第2代原料的商業化需要5-10年的過渡期，誰能在這段時間內找到并推廣原料解決方案，誰就能贏得未來的工業血液和清潔的天空。為此，用數千年時間才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中國將重新回到土地。

　　我們試圖探尋如下問題：

　　糧食與能源的矛盾在中國如何產生？

　　糧食的“替補隊員”能否盡快上陣？

　　企業因原料變化將面對哪些機會與尷尬？

　　國家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夢想？

　　糧食？能源？

　　燃燒的糧食不僅發動了汽車，也灼痛了很多人。最初中國以糧食為原料發展燃料乙醇就是戰術行為而非戰略行為，只是這一思路逐漸變形，在失控之前又被扭轉回原來的軌道

　　從“十五”到“十一五”，糧食在中國披上又脫下了能源的外衣。但是，1973年全球性能源危機是多數國家思考以“綠金”代替“黑金”的起點，而中國的主要動力卻并非油價的“漲”，而是糧價的“跌”。

　　如果翻看2000年的報紙，很容易找到“賣糧難”的大標題。連續5年豐收，時任總理的朱钅容基將糧食稱為“甜蜜的負擔”,由于當時還沒有建立糧食輪換機制，庫存壓力極大，出現大量陳化糧，有些糧食甚至已積壓7年，連牲口都不吃，僅黑龍江一省糧食管理費用就達幾十個億，這促使中國思考如何在糧食與能源之間搭建橋梁。2000年，朱钅容基總理做了7次關于發展燃料乙醇的批示。

　　2001年，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組織的研究小組赴巴西與美國考察，巴西是當時世界上燃料乙醇發展最快的國家，使用的原料是甘蔗。不過，以玉米為原料的美國可能更直接影響了中國最早期的燃料乙醇發展方案。2001年美國要為燃料乙醇補貼44億美元，對方給中國考察團算了筆賬，消耗多少玉米，可以令多少農業工人就業，乙醇酒精這個行業又納了多少稅，替代了多少石油，又減少了多少運油護航的費用。一年下來，收益最少是55億美元。

　　調研歸來后，高層決定對乙醇汽油“先試點，后推廣”。出于消化陳化糧考慮，試點全部是糧食主產區，選擇了河南、安徽、黑龍江、吉林、遼寧全省范圍內試點，之后再擴大到湖北、山東、河北、江蘇四省的27個地市。各試點區域都報示范企業，經國務院討論通過四家，即吉林燃料乙醇公司、河南天冠燃料乙醇公司、安徽豐原生化(6.73,0.28,4.34%)股份公司以及黑龍江肇東華潤酒精公司。它們最初就各懷擴產的雄心，按照規劃，總共是102萬噸年產量，除河南天冠主要采用小麥外，其他三家都以玉米為原料。

　　可見，最初中國以糧食為原料發展燃料乙醇就是戰術行為而非戰略行為，只是這一思路逐漸變形，直到2006年糧食安全成為焦點。

　　2006年7月份，在國家糧食局支持下，中國糧食經濟學會副會長宋廷明赴東北三省調研糧食物流情況。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改革開放后，中國糧食主產區逐漸北移，已由過去“南糧北調”變為“北糧南運”，東北是全國最大糧食基地，理論上東北有1800萬噸糧食的物流量，但幾乎所有碼頭和中轉庫都在曬太陽。吉林省有“不讓一粒原糧出省”的口號，糧食深加工已經轟轟烈烈，其玉米產量預計2010年能達1800多萬噸，按照這種勢頭，屆時其玉米加工能力將達到1900萬噸。

　　宋廷明的發現不過是2006年糧食工業化熱潮中的一朵浪花，2005年中國出口玉米861萬噸，2006年上半年出口僅227萬噸。而2006年新玉米上市之后就呈現出反季節上漲的特征，玉米漲價并非僅僅發生在中國，美國2006年玉米平均價格比上年上升了34%，世界市場上的玉米價格更是猛漲50%。2007年初，上萬墨西哥人已經走上街頭抗議玉米餅價格過快上漲。

　　“去年8月我訪問美國與農業官員座談時，他們還宣稱美國有的是玉米，但3個月后美國畜牧業就抗議乙醇造成玉米價格上漲，影響了行業效益。”燃料乙醇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十中回憶。這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德國啤酒批發價格2007年因為原料薏米的短缺而大幅上升，原因是玉米與薏米爭地，而德國所需的薏米主要從美國進口。2007年3月8日，布什對拉美巡回訪問，“乙醇外交”是其此行重點，美國沒有足夠的閑置土地來種植規劃中大量乙醇所需的原料，因此希望拉美國家能向美國出口乙醇。此舉旋即招來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批評，認為這是一項“餓死發展中國家人民”的計劃。

　　因為美國的比照，曾經扮演中國糧價“救世主”的燃料乙醇褪去了光環，被廣泛視為國內這一輪糧食漲價乃至整個CPI指數上漲的元兇。到2006年，四家定點生產企業劃撥的陳化糧基本用完，新糧已成為原料。不過，另一組可以推算的數據是，即使四家全部使用新糧，2006年消耗玉米量為272萬噸左右，大約占同年全國玉米總產量2%。如此微小的比例令他們感覺放大了燃料乙醇對糧食安全的威脅。“玉米可以做淀粉、味精、雞精、納氨酸、葡萄糖，渠道相當多，農民都醒過味來了，現在糧食深加工遍地開花，但是其他的深加工管得住嗎？人家不拿國家補貼呀，四家燃料乙醇廠可都是要拿著中石油、中石化的發票領補貼的，從成本到市場，所有數字一清二楚，管理起來最容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界人士說。

　　2006年12月，國家發改委下發了《關于加強生物燃料乙醇項目建設管理、促進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和《關于暫停玉米加工項目的緊急通知》。2007年6月7日，國務院召開可再生能源會議，玉米變乙醇項目被正式叫停，今后只能“在不得占用耕地、不得消耗糧食，不得破壞生態環境”的原則下堅持發展非糧燃料乙醇。糧食一旦具備了能源屬性，很多地方政府和企業早就磨刀霍霍，提交國家發改委的燃料乙醇項目意向生產能力已達千萬噸。而如果以各種名目變相上馬，則可以繞過國家發改委審批，山東在“十一五”期間就上馬過一個號稱亞洲最大的酒精廠九九集團，也曾擬發展燃料，但因為拿不到國家補貼至今設備已經快生銹了。

　　誰能成為“替補”

　　從糧到非糧，不僅是原料的轉變，更是工業思路的轉變

　　中國面臨的問題顯而易見：玉米的“替補隊員”并不好找。

　　在四家定點企業之一的安徽豐原，記者看到玉米進入生產線之后破成四瓣或八瓣，胚芽取出來做油脂，玉米皮提取做纖維飼料，蛋白提取出來也是一種飼料。所有乙醇分廠都有一個預處理廠，而運送副產品的車隊就排在門外，比運送乙醇的罐車來往還頻繁。這在業內稱之為“吃干榨凈”，玉米恰恰是適合“吃干榨凈”的作物，所以是工業的寵兒。

　　但是，在中國目前認為可以代替玉米成為燃料乙醇原料的作物中，木薯和紅薯副產品開發程度遠遜玉米，遺留的廢渣廢液多，不易過環保關。另外，紅薯和木薯雖然不與人爭糧，卻與豬爭食，另外還有其他工業用途，所以實際并非如某些公開資料所言十分充沛，2006年，中國就進口了490萬噸木薯干。

　　甜高粱是被企業界最看好的玉米替代作物，其廢渣處理后可以喂�；蛟旒�，綜合利用也很廣泛，且含糖量高，用種少，產量高，農田管理簡單，需水量只有甘蔗的三分之一，但“命門”在于青儲難。農業部規劃設計院研究員王孟杰數十年來致力于甜高粱能源轉化，據他介紹，糧食烘干部分水分后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但對甜高粱來說，稈越新鮮轉化效率越高，否則糖分將大量丟失，自然保存狀態下可以用三個月到半年，然而工廠一旦運轉起來，誰也不愿意大量時間都在閑置狀態。內蒙古通遼市曾有企業以為可以用冷庫儲藏，但經測算發現10萬噸的原料需要耗資4億建冷庫，顯然不經濟，這是工業連續性生產與農業季節性生產的矛盾。

　　另一難題在于運輸。從糧食到非糧，原料能量密度越來越低，3.3噸玉米可以做1噸燃料乙醇,生產同樣重量的乙醇分別需要7噸左右的木薯、10噸紅薯、15噸-16噸的甜高粱稈，這是怎樣的概念？如果是一個年產10萬噸以上，以甜高粱為原料的燃料乙醇廠，收獲季節就需要一條專門的公路用來運輸。“必須要計算能量的投入產出比，大規模運輸的話要耗掉多少油，種植時和收割時農業機械需要用多少油，澆灌如果用抽水機的話需要多少電，”中石化前科技開發部主任喬映賓扳著手指計算，“現在美國在燃料乙醇領域投入一份能量，能產出1.39份能量，我們最好的水平下投入和產出的能量比為1：1.27，如果產出比投入還少，那有什么意義？”

　　相比薯類、甜高粱，用各種秸稈制成的纖維素燃料乙醇被稱為新一代產品，也是目前全球燃料乙醇的發展方向。纖維素來自農田廢棄物，完全符合“不與人爭糧，不與人爭地”的標準，在四家定點企業中的河南天冠與安徽豐原都能看到秸稈試驗線。不過秸稈發酵也是世界性難題，自2000年開始，美國能源部通過資助諾維信等生物技術公司的項目，已將酶的成本降低了10多倍，目前與已產業化的能源作物成本差距仍很大。國內四家定點企業中某家曾宣布2007年7月1日能夠實現纖維素酒精量產，中石化一位專家實地考察時不客氣地說，“還是擰干了水分再說吧，投了產拿出點兒酒精灌到瓶子給領導看看還可以，離真正商業化還差太遠。”

　　即使纖維素也并非取之不盡，理論上中國可以利用做燃料乙醇的秸稈一年有7000萬噸，過去通常都燒了就地還田，形成了空氣污染源，但在河南等農業大省，秸稈仍主要用于農民做飯、取暖，而且是牛、羊等反芻動物的重要飼料，同時可做多種工業原料，例如造紙、制刨花板。“左算賬，右算賬，能有八分之一秸稈用于燃料乙醇就不錯了。”喬映賓估算。

　　“綠”與“金”的矛盾永恒存在，而有能力尋找最佳解決路徑的不是政府與專家，而是企業。

　　“淘金者”的黎明

　　如果2006年燃料乙醇行業的關鍵詞是“跑馬圈地”，2007年的關鍵詞就是“大浪淘沙”。這一輪，勝出者所追求的回報將不僅是財政補貼，還包括靠技術突破得到的市場優勢與經濟效益

　　“糧食當家”的時代，四家定點企業壟斷燃料乙醇天下，其背后都有中糧、中石油、中石化的身影。中糧全資擁有黑龍江肇東華潤酒精，控股安徽豐原生化，還持有吉林燃料乙醇公司20%股份，中石油持股吉林燃料乙醇公司55%，中石化則參股河南天冠燃料乙醇公司。過去困在四家定點企業中，誰也無法展開手腳。

　　穩定的局面將在新一輪調整后打破。《生物燃料乙醇及車用乙醇汽油“十一五”發展專項規劃》早已編制完成，但至今沒有頒布。據喬映賓透露，原湖北、山東、河北、江蘇四個僅有試點城市的省可能在“十一五”期間全省封閉推廣乙醇汽油，廣西、四川、江西、湖南、甘肅和直轄市重慶也提出來要在全省區封閉推廣。一個省區一旦確定為封閉推廣，將根據本省區情況計算需要的燃料乙醇量，總的盤子確定之后再在省區內選擇業主，由企業報項目審批，行業大洗牌的日子已到來。

　　其實，早在“叫停玉米”之前，國內涉足生物質能源產業最深的中糧集團就開始向非糧領域轉變，并在2006年四處布點的基礎上加快研發步伐，不過，正因為它擁有最大的“綠金”夢想，也感受了最多原料轉型的痛苦。

　　“黑金帝國”領導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亦不甘落后，它們一方面急于在洗牌過程中搶占先機，另一方面缺乏中糧那樣的商業驅動力，表現頗有幾分虎頭蛇尾，但它們掌握了銷售終端，沒有其參與產業就不能形成一個循環，這個砝碼也增加了它們在尋求合作時的價值。

　　并非僅是“巨無霸”的游戲，還有一支奇特的民營隊伍，當大國企還停留在紙面上的喧囂時，他們早已默默在非糧液體燃料領域鏖戰多年，向上沒有財政扶持，向下沒有銷油渠道，盡管迄今為止幾乎無人在這一領域內收回投資，后來者仍絡繹不絕。

　　生物液體燃料的競賽中“原料決勝負”，如果無法把握原料的成本和原料的來源，所有不利因素都會向后放大，這正是民營企業優勢所在，他們嗅覺靈敏，生產靈活，熟悉農業和農民，能掌控高高在上的大國企力所不能及的細枝末節，從糧食到非糧的轉變為其獲得身份確認打開了一條縫隙。

　　還有隱藏的窺探者，他們是全球“綠金”領域的佼佼者，希望在中國機會中分一杯羹,動作最頻繁的就是英國石油公司(BP)。BP投資5億美元建立了替代能源研發中心，在中國貴州，他們試種了生物柴油的原料麻風樹,在大連，與該市化學物理研究所簽訂了長達10年的試驗合同，每年投入100萬美元，在河北黃驊市，還種下了20畝甜高粱試驗田。

　　BP的規劃中也許將印度當作了中國的樣本，沿印度主要鐵路干線都可以看到麻風樹，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該公司。目前中國政府對外資能否進入這一領域態度尚不明朗，BP主要通過試驗項目試水，且總是與國內投資者結伴而行，有消息稱它計劃與中石油聯合入股廣西新天德能源——一家以木薯為原料生產酒精，準備轉戰燃料乙醇的民營企業。自2006年開始，BP與中糧也曾就甜高粱項目頻繁接觸。

　　如果2006年中國生物液體燃料行業的關鍵詞是“跑馬圈地”，2007年乃至2008年的關鍵詞就是“大浪淘沙”，這一輪，勝出者所追求的回報將不僅是財政補貼，還包括靠技術突破得到的市場優勢與經濟效益。

　　國家角色

　　如果政府不能均衡“綠金”一系列環節中的風險，替代“黑金”的勝利很可能會被其他副作用抵消

　　2002年,美國在其《生物質技術路線圖》中將發展生物質能源形容為阿波羅登月計劃，這暗示了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一項意義深遠的挑戰，需要大膽的想象力；在多個科技前沿領域同時取得進展，在基礎設施和市場開發上大量投資，并提供政策和教育上的大力支持。

　　也許，這也同樣適合描述中國政府的“綠金”夢想。

　　推廣糧食為原料的乙醇汽油曾經過詳細論證，當時集中了國務院8大部委的力量，中石油、中石化負責技術攻關與調配，試點區域都要由省領導掛帥成立乙醇汽油推廣小組。原國家經貿委撥了三種車型的12輛新車在北京東郊交通部的試車場做對比試驗，吉林肇東華潤酒精廠提供酒精，燕山石化提供汽油，每跑1萬公里就拆檢看發動機有什么問題，完整的技術報告出來，再參考美國的情況制定燃料乙醇的國標。

　　但在從糧食到非糧的過渡期，政策扶持已略落后于企業發展。迄今為止，關于非糧作物燃料乙醇補貼方式還沒有公布，盡管各部委對發展生物液體燃料均熱情飽滿，涉及到產業細則意見仍有分歧，例如科技部主張2萬噸產量規�？梢宰鲆粋�生產單元，財政部認為需要3萬噸，發改委能源局認為5萬噸可以，發改委工業司認為需要10萬噸。石化能源和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都由發改委能源局負責，燃料乙醇因為屬于酒精，劃歸發改委工業司負責�！渡�物燃料乙醇及車用乙醇汽油“十一五”發展專項規劃》之所以遲遲沒有公布，據參與制定的專家透露就是因為發改委內部在一些數字上存在爭議。

　　2007年9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中國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以能源作物為主要原料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生物質液體燃料將達到替代石油1000萬噸的能力。“美國和歐洲的目標都很清晰，中國宏觀規劃是有的，專項計劃都在部委這一層，”石元春院士說，他擔心這樣會增加原料轉型過程中的決策成本。

　　目前各部委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愿意扶持國有大企業，盡管相關文件中并沒有排斥民營企業，但在討論燃料乙醇“十一五”專項規劃時確實對民營企業有些擔心，“能源供給必須保證穩定，封閉試點一旦推廣乙醇汽油，就很難走回頭路使用普通汽油，我們評估業主的時候就考慮民營企業無利不起早，如果一看不賺錢就停產了怎么辦？”喬映賓說，“所以還是希望有實力的國有企業來承擔這塊兒。”廣西定了初步發展20萬噸燃料乙醇的項目之后，有24個企業投標，喬也參加了審核工作，有的民營企業一查賬，賬上只有2000元錢。

　　石元春有一個2020年中國建設年產1億噸的“生物質油田”的構想，由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構成，按照他的計算，可替代石油5599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6億噸。他沒有忘記給這幅畫卷添上關鍵的一筆：該“油田”能增加1045萬個農業就業崗位，新增農民年收入446.2億元。

　　貧瘠的土地能成為“綠色油田”不僅是國家和企業的夢想，更是鄉鎮干部與農民的共同夢想，但他們最喜歡“基層政府零風險，農民農村零風險”的合作方式，農民并非無關緊要的土地提供者，如何保證他們深度參與并分享其中的利益，也是政府層面不可忽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