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
實事求是地說,上述一些論點可能存在一定的爭議。但從總體上來看,如果中國在水資源利用上不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想方設法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埃德·廷伯萊克的預言將成為現實。我贊同“中國將引領循環用水浪潮”的判斷,巨大的需水需求和有限的淡水供應,必然引發中國用水的革命,中國用水革命將成為世界用水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是迫在眉睫的現實所要求。
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是我們水資源利用追求的目標。從宏觀的經濟角度來看,降低單位GDP水耗是中國水資源持續利用關鍵。
我國已經制訂了未來15年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目標:到2010年,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顯提高,萬元GDP用水量年均降低6%以上;全國農業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從0.45提高到0.5,全國農業灌溉用水基本實現零增長;工業萬元增加值用水量從173立方米降到115立方米以下;服務業用水效率接近同期國際先進水平。
到2020年,初步建成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節水型社會,力爭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用水零增長,在維系良好生態系統的基礎上實現水資源的供需平衡。說句實話,實現這個目標任務是很艱巨,必須付出艱辛的努力。
要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需要從政治、經濟、法律、科技、行政等諸多手段多方面進行綜合突破。作者認為,在目前我國體制情況下,將單位GDP水耗量作為衡量政府官員政績標準之一,能極利地促進節水型社會建設,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可行的。
單位GDP水耗最顯著的特點是,將水消耗與產品的市場價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不僅強調水生產的產品,同時也必須考慮市場的因素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高單位水量的GDP數值。為此,做必要的產業結構調整是必然的,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為水耗小、價值高的模式成為重要的目標,也是中國整體提升國民經濟結構質量、以最少的水資源支撐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途徑。
但應該注意的是,與將單位GDP能耗作為考核政府政績相比,單位GDP水耗作為政府政績考核指標更為復雜,將GDP水耗作為衡量政府官員政績時必須考慮可能帶來的負面問題。我國農業用水占整個用水量的70%左右,但只創造了GDP的15
%,農業用水效率同其同工業相比較低。一些政府官員為了出政績,達到考核指標,可能采取采取擠占農業用水用于其他高附加值的行業,威脅糧食安全和侵犯農民利益,在制定政策時,必須給予充分考慮這種情況,從更廣的思維上來考慮問題,僅僅從GDP上來考慮是不行的。農業用水維系糧食安全,提供了大量的農民就業,安置了大量的農民,同時兼有其他的功能,如觀光、文化保護、生態等多種功能。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制訂比較詳細的分行業的用水定額是必須的,如行業單位GDP水耗標準,并盡可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降低單位GDP水耗是中國水資源利用關鍵,是促進水資源支撐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所急需,我們必須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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