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其中就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協調,這既是為了中國的發展能夠持續下去,也體現了一種國際責任。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用英文來表達就是DevelopingCountry,Developing是進行時;日本是發達國家,用英文來表達就是DevelepedCountry,Developed是過去時,換句話說,就是已經發展了,成熟了。從18世紀產業革命到1950年,發達國家的Developing排出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總排量的95%,即便從1950年算起的半個世紀,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77%。這意味著在發達國家取得先進技術和能力的過程中,全人類都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有鑒于此,發達國家理應積極地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環保先進技術和資金,特別是節能與環保技術。
●日本向發展中國家積極轉移節能環保技術,從根本上說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例如,日本開發的用于發電機的超合金材料,可耐1500℃~1700℃超高溫,由于發電機的運行溫度越高,其發電效率也越高,因此,普及這種超合金材料可望大大提高發電效率,達到顯著的節能效果。但是,擁有優秀節能技術的日本部分企業卻擔心,怕如果大大方方地把先進的節能環保技術轉移給他國,將可能削弱自己的國際競爭力。
-先進技術這東西就像蘋果,不趕緊趁還新鮮的時候推廣應用,很快就會變得皮皺肉干沒人要了。當然,對于企業來說,它是要靠先進技術吃飯的,不可能過于“大方”。然而,環境危機,時不我待。僅僅依靠市場機制來轉移先進的節能環保技術,已經來不及了。這就需要政府出來進行干預。
●應該早日構筑能有效促進節能環保技術轉移的制度。比如,對轉讓節能環保技術的企業實施減稅,可能是一個有效措施。我相信作為納稅者的日本國民對于政府把錢花到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節能環保方面是會理解的,因為這也關系到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發達國家決不應僅僅停留在講空話上了。
“環境力”也是一種國力
-美國在軍事開支上可以揮霍無度,而對環保支出卻極度的摳門兒。美國的龐大軍費加上對伊拉克發動的“先發制人
”戰爭,使別的國家感到壓力甚至威脅,于是也跟著增加軍費,在全世界形成了“增加了軍費就覺得‘占了便宜’,增加了環保支出就覺得‘吃了大虧’”的怪象。其實,從環境問題日趨尖銳化的趨勢看,恰恰是應對環境危機的能力、或者說“環境力
”,正日益成為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的越來越重要的組成要素。時代不同了,克萊茵的綜合國力計算公式應該改一改了。
●你把“環境力”作為綜合國力的組成要素的觀點很有意思。
-從硬實力方面看,例如企業在生產增加值的同時,也產生“負的增加值”(污染和公害等),因此應該對現在的GDP
統計減去“負的增加值”。又比如沙漠化擴大導致國土的“實質喪失”或經濟意義上的損失,必然導致綜合國力公式中的“國土”一項被減分。人們總是強調在國家主權的意義上必須“寸土必爭”,可是被沙漠化吞噬的土地不是以“平方寸”為單位,而是以“萬公頃”為單位“消失”,一萬公頃相當于一平方寸的9億倍!
從軟實力方面看,隨著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外交舞臺上的首要議題,“環境力”必將日益成為“外交力”的重要因素,成為展現“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此外,在世界各國越演越烈的人才爭奪戰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越是環境好的國家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就越大,因此,增強“環境力”直接關系到增強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環境外交:
搶占國際道義的制高點
●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是超越國家單位的全人類課題,我們必須從現在的“國家本位”立場轉向“地球本位”立場。
-這種立場的轉換,恐怕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環境外交的實質就是如何正確處理人類利益、國際道義與國家局部眼前利益之間的矛盾。一個國家能力有大有小,但是,只要盡最大努力,就可以在國際道義上得分。
最近,中日領導人就兩國“互不構成威脅”達成共識,這具有超出雙邊關系的世界性意義。世界各國都應該把精力和資源從應對相互威脅調遣到應對人類共同威脅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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