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原定于2007年首次通水的南水北調，如今通水時間已經被推遲到2010年以后。南水北調本身從一開始就遭遇著社會各界的質疑：南方是否有多余的水可調，尤其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是否有足夠的沒有被污染的清水？調來的水如何更有效率地分配？大規模的開山掘河是否會過于劇烈地影響沿途的生態環境？
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今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答案。與農業時代的灌溉需求相比，現代國家的水資源管理涉及的方面更多更廣，更需要宏觀的統籌安排。
即使在未來的10年內，能將南方的水如愿調到華北，又如何保證水資源緊缺的解除帶來的不是新一輪的大發展和大浪費？看看晉冀京津四地的定位，這樣的擔憂不是杞人憂天。
山西是中國最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太行、呂梁殘破的植被，以煤為主的產業結構，使山西仍然行進在耗水、排污與治理的道路上。而煤對整個國家經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河北則成為中國重要的糧食輸出大省。自古以來，中國的經濟格局就是“北煤南運，南糧北調”，華北地區本地糧食需求靠南糧維持。但是，改革開放30年后，雨水充沛、自然條件優越的南方地區普遍成了工業區，而干旱缺水的華北則成了糧食輸出區，河北全省的絕大部分水資源用在了耗水最多的糧食生產上。地圖上狹長的河北如今人口已達7000萬，其中5000多萬是靠種糧為生的農業人口，如果不種地或少種地，京津周邊大片的鄉村將何以為生？
至于京津，這不僅是首都所在，更是與長三角、珠三角鼎立的中國第三極，急速膨脹的北京城，需要不斷地汲取周邊的資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而且又擁有遠強于古代皇都的工程技術力量來保證高效率、大規模的調水。
這些前景讓人們對于未來華北水資源供應鏈上的問題無法保持樂觀，而且，這顯然并非一時一事所能改變。
結束了在河北農村與山西礦區連續數日的采訪后，記者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恍若隔世。川流不息的車水馬龍、徹夜輝煌的霓虹彩影、氣宇軒昂的國家大劇院和“水立方”，彰顯著史無前例的盛世繁華。維系這種繁華，是任何一屆中央政府都必須面對的選擇。盡管這種繁華所依存的生態基礎，已經脆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