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目標應做到效率與公正的兼顧
隨著拉美公用事業市場化進程的深入，運營企業十分強調市場化管理、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了公用事業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對社會公正產生了負面效應。一方面，產權和結構改革過程中大批富余勞動力被精簡下來，失業問題嚴重。例如在阿根廷，YPF的重組過程中有3.5萬到5萬工人被解雇。據世界銀行統計，1989年阿根廷公用事業企業職工有近35萬人，1995年下降到6.7萬人。另一方面，私有化還導致社會財富更為集中。1990－1998年，阿根廷吉尼系數由0.44上升到0.46。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份額從1990年的50%上升到1998年的52%，而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從4.8%下降到4.2%。此外，公用事業服務的私有化還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的社會政策變得更加軟弱，并且加大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在某些領域，尤其是在戰略資源領域中的壟斷。
6．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應注重配套措施的建設
拉美各國政府在實行產權改革和結構重組時未能事先對可能出現的失業等問題采取相應的配套措施。雖然政府在拍賣國有企業時得到了數百億、上千億美元的財政收入，但后來卻要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同時，政府調控和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能力也大大減弱。企業利潤率提高了，勞動者利益卻沒有隨著國企改制得到改善，出現了所謂“只有增長，沒有發展”的奇特現象。相對而言，智利的做法比較成功，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改革前拉美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小，效率低下，收支失衡嚴重。智利率先進行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一個以“個人資本化帳戶”為基礎的私人養老基金，并發揮私人部門在養老金管理中的作用，從而為提高儲蓄率和維系社會保障基金的平衡創造了條件。智利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重視社會發展，在強化市場機制的同時沒有放棄必要的政府干預。因此，智利的社會狀況較之其他拉美國家要好，政府在稅收、生產、市場開發、技術更新和就業等方面也擁有很大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