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走在羊腸小道上的生態國事

時間：2008-04-15 來源：作者：

　　曹景行指出，作為媒體評論員，他特別關注政府班子的變化，他說：“可以透過這個變化，從新的官員身上看到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關于政府機構改革，曹景行認為大部制改革是試點，但它背后的含義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攻堅”，是政府管理體制職能轉變的體現。這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雖然是具體部門調整，實際上是在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后作出的一個調整，就是要進一步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中，有一個改革就是行政體制改革，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是行政體制改革中的一個突破和嘗試，應該說還在一個試探的范圍內，實際上這次試探性改革步伐并不小。在我看來，涉及到取消四個正部級機關，已經是很大的改革了。

　　敬一丹(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電視臺主持人)

　　作為記者、主持人，敬一丹感性、嚴肅、成熟；作為人大代表，敬一丹理性、認真、熱情；而作為女人，敬一丹知性、率真，又不乏柔和。“‘農民工’三個字在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九次，這意味著什么?”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接受記者采訪時，刻意將重音放在“九”字上，“政府對這樣一個特殊群體高度關注，我心里有特別強烈的共鳴。”

　　5日下午，中國職工之家。敬一丹依舊簡樸隨和、知性善言。在今年1月28日舉行的江西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會上，敬一丹第一次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但她對農民工這個群體的關注已近二十年。

　　“前兩屆我一直是政協委員，在當政協委員之前就開始關注農民工這個群體，到現在有十八九年了。作為政協委員，我一直關注；作為記者，我也一直關注；作為人大代表，我依然會關注。”敬一丹說。隨著社會對農民工群體的關注在一點點發生著變化，她對這個群體的關注也越來越細化。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國農民工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200萬人迅速增加到目前的2億人左右。如此龐大的人群涌入城市打工生活，引發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我們的很多制度是沒有為這個人群做出設計的，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設計。”敬一丹的第一份議案還是與農民工有關，“我們一不留神，他們的孩子已經長大了，現在基本上是上小學初中，幾年后這些在城市邊緣長大的孩子還能回到鄉村去參加高考嗎？”。

　　兩會期間，敬一丹雖然肩負制作《焦點訪談》節目的重任，但她還是合理安排時間，準時參加代表團每天的議程，尤其對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格外用心。“總理幾處提到農民工的時候，都是很‘實’的，‘實’到了他們的孩子上學、他們的養老保險、他們的就醫、他們的住房，都能落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上，落到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方方面面上，這讓我心里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張泉靈(中央電視臺記者)

　　有很多人問過我，會不會去當一個綜藝節目的主持人。我的回答是無需考慮的。因為，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新聞人。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當一個新聞人是幸運的，無論用什么職業交換，我都不會答應。

　　今年“兩會”，來報道的記者特別多，就像今天的發布會，雖然每個記者都拿到了材料，但都聚集在這里，就是要爭取到一個提問的機會，這就是記者的新聞操守。

　　我想，我能站在最前沿，真實地把這些變化記錄在我心里，并且盡量讓公眾也真實地了解這種變化。我的一生就是有意義的。也許，我不能改變什么，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是我的責任。

　　每次，當我在新聞現場的時候，那種想說話的沖動讓我興奮不已。每當這個時候，我會感嘆，當個新聞人真好啊！

　　找到一個喜歡的職業，是件幸運的事情，同時這份職業還滿足了你的責任感和成就感，那就是幸運之幸運了。我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然，我也知道要完全做到很難。而這恰恰是理想的作用，它可以讓人在功利中掙扎的時候，多一點超脫的力量，會讓通向真正快樂的道路更明亮一些。

　　閭丘露薇(鳳凰衛視記者)

　　1997年就開始在鳳凰衛視擔任記者、主持人至今的閭丘露薇，參與報道過許多重大國際事件、采訪過許多世界政要，其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美國總統布什等。2001年11月，閭丘露薇曾赴阿富汗戰地采訪，成為第一位進入阿富汗的華人女記者。

　　在“兩會”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遇到閭丘露薇，請她談了采訪“兩會”的感受，她說：

　　這次“兩會”我特別想來，我是第一次做“兩會”報道。十七大的時候我也來了，那時正是領導層交替的階段，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大家都會非常關注，所以這次“兩會”能有這個機會來，我可以看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到底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大家最關心的是新一屆的政府出來之后，會不會在政策制定或者說能力方面，由于個人的個性方面，會不會帶來一些變化或者影響，這都是大家所關注的。

　　這次來采訪“兩會”之后，我覺得現在中國的領導層是一個團隊工作的階段，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或者說中國未來的發展方面，有一個很大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只是報道會議議程的話，跟大家的區別不是太大，所以要找一個特別的點。我們可能有一些同事在香港，或者有一些同事在臺灣，我們有這個背景，大家覺得習以為常的問題，我們可能看上去有點新鮮，我們做的角度就會有一點點不同，或者說給觀眾帶來一些新鮮感，這也是我們努力在做的。

　　在這次的“兩會”報道中，我的準備工作還是很多的，比方說你要對過去政府所做過的事情進行了解，還要對整個政府架構、對會議的架構都要了解。當然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現在社會大家最關注的是哪些問題，尤其是民眾關心的是哪些問題。

　　我準備的所有提問，都是跟民生、跟經濟有關的。比方說這一次雪災，溫總理自己親自到災區去了三次，他也看到第一線存在的很多問題和民眾實際的生活。我問題就是經過了這次雪災之后，政府是如何來總結反思的？

　　作為記者，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近距離的去接觸不同決策部門的官員，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了解有沒有一些應對的方法，然后告訴大家。

　　其實我覺得，政府要運作得好，“兩會”要開得成功，它的一個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民眾生活得更好，讓這個國家發展得更好。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更應該關心最根本、最基本、最普通的民眾。

　　柴靜(中央電視臺記者)

　　“兩會”為新聞媒體提供了一個同臺競爭的大舞臺。每天在海量的信息中選擇什么主題進行報道，取決于記者的價值觀和立場。

　　每天15分鐘的《柴靜兩會觀察》晚上8點鐘播出時，大部分觀眾已經知道了當天發生的“兩會”重要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觀察節目靠什么吸引觀眾？柴靜透露了自己的“秘訣”：帶著“問號”選題，以新聞調查的手法進行報道。作為深度報道，“兩會”觀察必須知道現在社會最熱點的問題在哪、矛盾在哪、如何求解。比如3月9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發布的信息中有幾十條都可作為新聞內容，但是我們卻選取了農民工離開工作地點后保險無法接續的問題。這個問題存在已有多年，因為各個地區難以統籌，導致問題多年無法解決。找準這一焦點后，我們就把這個“問號”帶到大會上，提出了“對于中央政府來說，各地利益不平衡的局面該如何打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