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碳交易”和排污權交易付諸實施后,如何用經濟杠桿來調節水的分配、使用和治理,正式成為中央思考的命題。“水權”概念呼之欲出。
重慶銅梁是水權改革的首吃螃蟹者之一。其新近出臺的水權管理辦法,雖然遭遇了上位法不明朗等種種局限,但依然向世人彰顯了一種可能———水資源的開發權、取水權、用水權以及排水權不僅可以“買賣”,也將被正式納入官方管理渠道。
4月1日,朱家平從銅梁縣水務局的工作人員手中,拿到了一份蓋滿公章的取水申報報告。這些公章,分別由蒲呂鎮以及下屬的3個村子所蓋。在該報告獲批之后,朱家平才成為新聯村11社溶洞水源的合法水權使用者。
朱家平的公司計劃用溶洞水養殖娃娃魚。按照新近出臺的《銅梁縣水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朱家平的申請應具備的條件之一,就是“與第三者利害關系的相關說明”。該縣水務局水政水資源管理科負責人劉尚斌對此的解釋是:必須征求水源地附近的3個村子的同意,“看會否影響村民的飲水用水安全”。
雖然手續復雜了一些,但朱家平認為值得。因為在取得村民書面同意后,將來若因取水而發生糾紛,自己便可理直氣壯得多。更為重要的是,該水源位于銅梁某開發區附近,隨著大量企業入駐園區,一旦有用水需要,則需要向朱家平付費購買。由此,朱家平成為了中國第一部地方水權規范辦法的首位受益人。
銅梁的“水病”
僅有20萬城鎮人口的銅梁,正處于持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裂變之中。在過去的10年之中,其縣城所在地———巴川鎮從城區建成面積4.8平方公里,陡增至20平方公里。與此同時,和所有中國城市一樣,銅梁患上了一系列“城市病”。曠闊的公路和為數不多的車輛,使得它得以暫時遠離交通塞阻,但經濟發展與土地、資源、環境的矛盾則日益突出。
事實上,無論銅梁還是整個中國,都沒能找到解決上述問題的萬全之策。這也實在不構成影響其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劉尚斌擔憂的是日漸深陷的“水危機”,可能成為“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
之于一貫以大山大河著稱的中國西南,這種擔憂頗為諷刺。但現實是:“十年九旱”。銅梁全縣資源性水源為5.15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分別僅為全國和重慶人均水平的29%、35%!
2006年8月,百年大旱登陸銅梁,其9個場鎮26.15萬人飲水困難,5個場鎮7.1萬人全靠異地送水。籍貫重慶萬州、掌管流域調度的長江
水利委員會江務局局長史光前,“趁機”回了趟老家。歷經銅梁,滿目瘡痍,干裂的農田可以伸進人掌,耐旱的竹子也都枯死……
之所以如此,劉尚斌認為無非有兩點:一是工程性缺水,二是水質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是指水庫太少、輸水設施老化,跑冒滴漏現象嚴重。由于巴川鎮附近無大型水庫,全鎮生活用水得從20公里外的涪江抽取。在此輸送過程之中,水資源損耗率達到30%-40%。按該鎮年生活用水700萬立方米計算,被損耗的部分就高達300萬立方米之多!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工業的崛起以及大量內遷化工廠入駐,銅梁境內的水污染事件時有發生。僅在中國政法大學組織的“中國西部環境維權活動”的首年(2001年),幫助銅梁漁民梁駱禮全起訴銅梁紅蝶鍶業公司水污染損害賠償,便成為該活動最經典的案例之一。而更為可怖的是,紅蝶的污染至今尚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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