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念：水權法規的功效
水權法規正迎面走來。新的問題是，水權立法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的水資源危機嗎？在不少學者看來，問題沒有那么簡單。
他們舉出這樣一個例子：江蘇某地兩家距離很近、同屬某電力集團的火電廠，被要求各自投入兩億元建一套脫硫設備以減少排放二氧化硫排放量。權衡之下，電力集團決定在其中一家花2.4億建兩套(由于省去一套設備的基礎設施節約1.6億)、另一家則一套不建，后者向排放空氣質量完全達標的前者購買排污權，平均每年只花大約1000萬元。
最后的結果就是，由于排污權交易的存在，當地的大氣污染沒有任何改善———因為雖然一家達標，但近在咫尺的另一家電廠仍然排污不止。而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據當時對此事作過深入調查的《南風窗》雜志稱，在很大程度上與當地政府的默許和推動有直接關聯。
排水權交易與此并無不同。
正如明智的經濟學家們所擔心的，排污權交易是把公共物品轉化為市場行為的一個極好辦法，但要成功實現制度設計之初所定下的良好愿望，除了應該具備良好的法律和技術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作為其中的守護者，必須有極度的公信力。否則，結果殊難預料。
對此，美國排污交易研究學者扎丹德這樣解釋，“羊圈里的缺口只有一個，但天亮后你就會發覺所有的羊都不見了。”
更為重要的還有，就取水權的優先等級設置，取水指標、排水指標的制定等等，如何確保合理？如何做到公平？如何不影響可持續發展？這一切，都在考驗著各級政府———水資源這只“羊”看得好還是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里“缺口”的有無。
水權分配成改革難點
事實上，在銅梁出臺《辦法》之前，重慶市水務管理部門和銅梁縣稅務局還聯合制定了《銅梁節水型社會建設規劃》。依據規劃，必須要通過一些辦法來達到節水的目的，“水權分配”就成為關鍵一環。
銅梁稅務局水政科科長尹遠明坦承，雖然國家水利部有一些標準可以參考，但由于各地方間有差異，“水權分配”也成了最困難一環。
“水權分配”，就意味著對取水權和排水權進行量化。在計量取水定額時，要根據各單位的實際用水情況來推算。就某賓館來說，有多少床位，多大面積，會用多少噸水？這樣計算之后，將取水定額分配下去，如果超標，就要階梯加價。
另外，排污量的核定也讓水務人員頭疼。以紙廠為例，每生產1噸紙的耗水量國家有標準，然后根據用量、回用、損失之后的量來計算排放量。
由于定額限制用水，涉及各單位、企業的經濟利益，因此在調查過程中會出現許多不配合的情況。“我們去調查的時候經常找不到人，都以負責人不在的理由推脫。”
最初，水政局采取的方式是：把表下放到各個街道辦事處，再由街道辦去各個單位去調查、填寫。但填寫上來的數據，往往和實際相差甚遠。如今，該水務局已經組成多個調查小組，為《辦法》制訂后續補充法規進行調研。其首要的任務，就是確定各個行業、單位、地區的用水指標。這是一個龐大而紛繁的過程。
劉尚斌日前抽查到的某茶館便是如此。實際上它每平米的用水量是20多升，但按照其自行填寫的數據，平均下來只有大約0.16升。
“標準化最難制定，水權改革任重道遠，”劉尚斌感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