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環境與發展模式走到盡頭之際

時間：2008-02-04 來源： 作者：

國合會的年度政策報告表明，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決定了我國環境問題的四大特征：

環境問題的類型和惡化程度與經濟增長、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20世紀70年代出現點狀污染；80年代城市河段和大氣污染嚴重，生態環境呈現邊建設邊破壞、建設趕不上破壞的狀態；90年代以后，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呈現加劇發展的趨勢，特別是1994年淮河暴發的特大污染事故和1998年長江、松花江、嫩江洪澇災害給我國敲響了生態環境全面惡化的警鐘。

壓縮型工業化進程帶來了復合型環境問題。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

快速擴張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污染排放總量。監測表明，我國從1999年進入重化工時期，工業廢氣和廢水排放量（去除治理部分）以及固廢產生量也進入迅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速分別達到22%、8.5%和17%。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也以每年9.7%的速度增長。據測算，目前我國二氧化硫和消耗臭氧層物質（ODS）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經濟發展的二元性結構造成了環境問題的“二元化”趨勢。我國的工業化最先發端和壯大于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所以環境污染首先出現并惡化于這些區域，西部地區和農村的環境污染狀況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較輕，但由于經濟實力、環境保護能力、污染產業轉移和農村城鎮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國的許多城市環境質量得到了明顯改善，但中西部地區、城郊和農村城鎮的環境污染形勢加劇，形成新的“二元化”趨勢。

“三高一低”的粗放式增長

“粗放式”、“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這是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最為明顯的印記。

一個最說明問題的數字是：我國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是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

統計表明，近50年來，我國GDP增長10多倍（不變價），而礦產資源消耗增長40多倍；我國目前的綜合能源效率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是國外先進水平的一半左右；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15%至25%；礦產資源的總回收率為30%，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耗能高于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的2至3倍。

而如此“奢侈”的資源、能源消耗，效率卻低得驚人：

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16、德國的1/12、韓國的1/7。資源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

與此同時，污染排放卻又高得驚人：

2001年，我國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甚至比印度高出59%，是巴西的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出的固體廢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目前，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強度分別是歐盟國家的9倍和8倍。

從行業細分來看，我國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耗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以上，而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業的能源消費又占整個工業終端能源消費的70%以上。也就是說，我國高能耗行業差不多消耗了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我國處在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下游，承接著產業轉移和積聚的污染風險。

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世界28個行業中，僅鋼鐵、煉油、食品、工業化學、紙及紙制品、有色金屬、水泥等7個行業的大氣和水污染排放就占到了全球的90%，這一污染負荷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里幾乎沒有大的變化，所變化的只是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

我國在贏得貿易順差的同時，也承擔著“生態逆差”。

統計顯示，在我國出口貿易中，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曾高達51.6%。很多商品價格很低，甚至不能真實體現勞動力成本，更不要說支付環境成本了。據測算，我國每年出口的高能耗產品相當于出口掉全國能源消耗總量的五分之一，我國為此犧牲的環境污染代價是可想而知的。

國合會的報告發出這樣的感嘆：

“很顯然，今天的中國已沒有部分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進程所具備的可以通過武力和廉價貿易掠奪世界范圍供給資源的環境�？v然時光倒流百年，中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即使有了資源供給的國際環境，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會使中國美麗的山河污濁不堪。中國目前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已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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