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大禹走進歷史
在我們民族從史前傳說到信史的過渡中,大禹是一個關鍵人物。
學者們考證“定九州”的“禹跡”,發覺尊重自然的禹完成了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如此大范圍的治水,已不僅是土木工程問題,沒有大范圍的利益協調與社會認同是不可能的。一個合乎情理的推論是:治水的客觀需要,引發了大范圍的社會整合,而治水的成就,使禹在我們民族的國家形成史上占據了無法替代的地位。
進入信史后,司馬遷的《河渠書》、班固的《溝洫志》記載了連綿不斷的治水活動,其中,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都江堰。
李冰顯然深受大禹的影響,都江堰工程成了“道法自然”的極佳詮釋。魚嘴分水堤實現了“分四六,平旱澇”的功能:平時供應成都平原的內江進水六成,而分洪的外江進水四成;若遇洪水,比例自動倒置。寶瓶口、人字堤、飛沙堰組合工程進一步濾平從內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李冰用最小的工程量,對自然最少的改動,為成都平原的水源構建了一個兩級濾波系統,從此,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目光深邃的李冰似乎一直看到了遙遠的未來,留下“深淘灘、低作堰”的治水箴言,使這個兩千多年前的工程一直為我們服務到今天。
在大禹、李冰的時代,人類雖然已經獲得超越其他物種的競爭優勢,但在磅礴的大自然面前依然渺小而孱弱,力量對比使我們無法對自然狂妄,也迫使我們更多地依靠頭腦而非力量。
與今天相比,那是個人煙稀少的年代。史載最早的人口統計數字在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5767萬;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曾達7681萬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人口始終在1億以下?梢哉f,在這兩千來年的時間里,人與自然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之中。在造化看來,人類是一個有點特別、但依然可控的物種;在人類看來,需要認真面對的是旱澇不均的問題。“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人還無法想象水是一種有限的資源,也不會去大規模污染水體。最多不過“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那“水濁”多半也不是人造成的。
18世紀中葉以后,人口加速增長,公元1834年突破了4億。此后就是“洪楊之亂”、清廷覆滅、外敵入侵、國內戰爭……人口仍徘徊在5億以下。1949年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增長,直逼13億大關。人類和造化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在造化眼里,人類不再是一個可控的物種;在人類心中,“上帝死了”。
然而,這時造化亮出了更深一層的穩定機制:資源危機,首當其沖的就是水。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發出“水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的警告。上個世紀80年代,國內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指出,制約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是水資源。但那只是學者視野中的問題,短短20多年,這一危機就走出了學者的書齋,活生生地擺在每一個國民眼前,而且比學者們當初的警告更嚴峻。
造化的警告
千百年來,每當提到黃河,人們頭腦中想起的第一個詞匯往往是“泛濫”。但1972年,黃河下游出現有史以來第一次斷流,此后,黃河下游頻繁斷流,1997年斷流時間更是長達226天。從1999年3月開始,水利部對黃河實施全流域統一調度,黃河斷流的勢頭得到了遏制,但還是不斷面臨斷流的危險。
長江源頭來水量減少了10%以上,2003年冬天長江部分河段出現了有水文記錄以來的最低水位,長江沙市水位降至
珠江一向水量充沛,今年初也出現了嚴重的缺水,導致包括廣州的一些地區在內甚至需要限水。今年初,更史無前例地從貴州等地緊急調水8.51億噸。事實上,2001年廣州、深圳、東莞、湛江、汕頭5市就被列為缺水重點城市,當年,整個廣東城市缺水年平均約為42.45億立方米。
2005年2月國家環保總局發出通報:淮河來水量2004年第4季度比上年同期減少七成。
今年4月18日《中華工商時報》報道:由成都市著名水利專家、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專家對成都市河流生存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震驚:成都市三環路以內的52條河流瀕臨死亡。由于沒有來水,河流基流為零,成都市河流水生態環境每況愈下,水生生物幾近絕跡,河流功能喪失殆盡。據說,成都西邊的金馬河,10年前還是魚蝦成群、河邊水草茂盛的景象,河中還能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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