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困境:“九龍治水”
全球“水難民”在1998年達到2500萬人,第一次超過“戰爭難民”的人數。據預測,在2025年之前,因為水的原因而成為難民者將多達1億人。
我國西北干旱地區,為逃水荒而舉家外遷已不是新聞,連號稱沙漠綠洲的甘肅民勤縣也出現了水難民。2001年四川廣安市因缺少飲用水,1500多戶舉家外出逃水荒。2004年浙江的舟山、嘉興地區出現了水難民。水危機已經在我國引發局部的“水難民”問題。而自古以來,難民都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年林縣人民為了不再逃水荒,在極為困難的1960年,全縣動員投入了紅旗渠的開鑿,整個工程歷時10年,前前后后參與者不下30萬人,犧牲81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當地人民依然認為值得,因為“子孫后代不再為水逃荒了!”可見逃水荒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之深重。
如今,在百度上搜索“引水工程”,得到6600條信息,異地引水工程遍布全國。而民盟浙江省委一位參與水資源提案的專家認為:“遠程跨流域調水,從根本上說就是用簡單方式處理復雜問題。如果缺水城市全部調水,將帶來水資源根本枯竭。此外,引水必然引沙。只要引水量超過其河流量的40%,勢必引起泥沙淤積、河道堵塞,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
引水帶來的直接問題是上下游的利益關系。
寧波向舟山供水引發了稀缺資源的分配問題,寧波有人提出,“寧波在自家用水尚不夠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保舟山呢?”
千島湖水質保護則引發了生態補償問題,為保護千島湖水質,原本富裕的淳安縣倒退了20年,淪為貧困縣。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然而,下游則提出:“上游的水我們要給錢,那上游排的污怎么辦?每年我們都要開閘泄洪,上游洪水給我們造成的損失,是不是也該上游城市負擔?”
義烏從東陽橫錦水庫調水,采取的辦法是一次性出資2億元,購買東陽橫錦水庫每年4999.
可見水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必須有一個能為各地方接受的、站在全局利益立場上的力量,才能得以通盤協調。
而我們現在是“九龍治水”。從職能上看,水利、水務、環保、國土資源、農業、電力、建設、氣象等部門都與水有關,都在爭取話語權。事實上,就淮河治污指標問題,環?偩峙c水利部已經在媒體上唇槍舌劍。三峽工程、圓明園事件則表明,文物、園林等看似與水無關的部門,都不得不牽扯到“水”中。
從地域上看,哪一個地方政府都要竭力維護本地利益!渡虅罩芸穲蟮溃簭2004年9月開始,一場水權之爭就在北京市與河北省之間展開,海河水利委員會一位官員坦陳,由于水資源的緊張,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間都出現了規模不等的水事糾紛。在生態環境更加惡化的山西,圍繞對水權的爭奪,當地規模浩大的械斗事件和連綿不絕的水權訟案高達百起以上,形成了缺水地區在生態和社會雙重壓力下一個突出的社會特征。在流經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海河支流漳河,1999年春節甚至發生了河北、河南兩省農民針鋒相對的炮擊和爆炸,中央政府不得不先后近百次批示。
于是有人建議成立“水資源部”,改變過去十幾個部門分頭管理的“九龍治水”局面。建議者著眼于“水權”:“節水型社會和節水觀念的建立,必須從明晰水資源的產權開始。”“對水資源短缺的中國而言,除了改革現有的水價體系外,不妨考慮發展水交易市場,作為重新配置水資源的有效手段。”“必須使節水變為一項有利可圖的商業行為,才能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產生持續的水資源高效利用的動力。”“這樣不僅國家受益、環境受益、民眾受益,而且原水、供水、節水、排水、污水處理及水資源回收利用等就可以形成一條巨大的產業鏈,”“中國的水務市場將被極大打開。”
作為緊缺的戰略資源,水需要國家層面的統一籌劃。然而將這種統一籌劃建立在“水權”的基礎之上卻需仔細斟酌。水有太多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征,以至于學者們自己都對“水權”的內涵眾說紛紜。“水權”源自產權理論,“產權理論”的背后是“交易”,而與水相關的各種關系錯綜復雜,真是一個“交易”可以擺平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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